楊老師在學農分校不幹任何事，整天就是坐在山頭上的一株板栗樹下，打開紅塑料殼麵的筆記本，瞅著高深瓦藍的天空沒完沒了地遐想，接著就埋下頭寫作。這讓在紅薯地裏邊挖紅薯邊嘻嘻哈哈玩著的一些同學百思不得其解。一天——那是十一月裏一個秋陽高照的上午，貧下中農老師帶著全體男同學走到紅薯坡地上，教學生如何挖紅薯和如何捆紅薯藤時，楊老師又坐在山坡上一塊光滑的石頭上，仰著那張長滿青春痘的寬臉塊，瞧著天上的一朵白雲遐想，膝蓋上卻打開著那
本紅塑料殼麵的筆記本。“不曉得楊老師坐在那裏寫什麼詩啊？”馮建軍問劉建國。
那時候劉建國是班上的體育委員，劉建國跑百米的速度讓體育老師十分驚詫，體育老師就建議班主任選劉建國當體育委員。劉建國看了眼楊老師，也好奇地說：“真的，楊老師總是坐在那裏寫啊寫啊，可能是寫愛情詩，楊老師還沒找愛人。”
“可能是寫小說，”何斌估計說，“楊老師說，她這是第一回當班主任，她將來有一天，要把我們學生的表現都寫進她的小說裏去。”
“她莫把我寫成一個壞人啊，那就是歪曲我們。”馮建軍說，“跟楊老師借來看看，曉得楊老師會同意不？”
“那肯定不會同意，”劉建國說，“你又不是她愛人，她會借給你看？”
李躍進抱著一捆紅薯藤走過來，聽見他們三人討論這些話，也好奇起來，“這還不容易，慢點趁她吃飯的時候，把她的筆記本偷來看看就行了。”李躍進說，望了眼坐在山坡上的楊老師，“如果她把我們寫成壞人，我們就害她一頓，把她曬的衣服丟到茅坑裏去。”
“你去偷來看看。”馮建軍建議李躍進行竊，“我們倒看楊老師寫些什麼。”
“你敢偷不？”何斌激李躍進說，“你有這個膽子沒有？”“這要什麼膽子？！”李躍進不屑道，“吃中飯的時候，就可以偷給你們看。”
中午吃中飯的時候，四個人都密切注視著楊老師。楊老師手裏拿著紅塑料殼麵的筆記本，走進了自己的房間，走出來時，她不是隨隨便便地帶上門，而是將門鎖上了。四個人看著楊老師手裏拿著碗筷向食堂裏走去，就都有點失望。“她鎖了門。”馮建軍說。
“辦法還是有，”劉建國想想說，“等她回到房裏，我們就裝成打架，李躍進跑去報告楊老師。那一下，楊老師不見得會鎖門。”
“這個辦法好，”何斌說，“李躍進，你要說得很急的樣子，說我們打架扯都扯不開。楊老師才會上當。”
四個人就抱著獵奇心理，站在房門口等著他們的楊老師出現。這是一棟紅磚和土磚各一半的校舍，下麵一半是紅磚，上麵一半是土磚，屋上蓋著黑瓦。這棟學生宿舍連著教室，教室也是一半紅磚一半土磚結構。不過學農分校的教室不是用來上數理化課的，而是用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貧下中農理直氣壯地走進課堂，跟學生憶苦思甜，告訴學生地主有多麼壞，貧下中農如何受地主的氣，地主如何剝削貧下中農等等；或者向學生描述紅薯是怎麼種的，稻子是怎麼結穀的，辣椒要怎麼種才會長很多辣椒等等。那時候，長沙市的任何一所中學都辦了學農分校，當然是辦在距長沙市不太遠的農村，好讓學生明白幸福的生活來得是多麼不易！“不搭幫黨和毛主席，你們的今天仍然在受苦受難。”貧下中農在教室裏大聲宣講說，自己率先做出感激黨和感謝毛主席的模樣，“毛主席讓我們貧下中農翻身做了主人，不是毛主席，今天坐在教室裏的大部分同學，不是地主的看牛崽，就是資本家的童工，地主和資本家總是把童工往死裏打！鞭子抽，開水燙，木棒打腦殼。”
嘖嘖嘖，多麼可怕！
“你們真命好，真幸福呀。”貧下中農說。
同學們就真的覺得自己很幸福。不過這種教育聽多了，大家就都覺得無所謂了。小學的時候大家受的就是這種憶苦思甜的教育，讀初中大家又是受這種教育，於是大家都一致認為“我們命好好”。“我們主要是命好。”馮建軍舉頭望著食堂那個方向，議論著昨天上午貧下中農在教室裏的憶苦思甜說，“要是在舊社會，說不定我現在正在山上放牛呢。”
“那我可能正在廠裏做童工，”劉建國說，眼盯著楊老師走進食堂的那個方向，“毛主席真的好，解放了我們，省了我們去受苦受難。我愛毛主席。”
“我們說是毛主席偉大，還是馬克思、列寧偉大？”何斌提出了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