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英應該可以穿金戴銀，她父母那麼愛她，老師那麼喜歡她，她天生就是個聰明、接受能力強而且漂亮的女孩。她在台上演李鐵梅或者跳白毛女時，哪個不對她豎大拇指？所有的老師和大人都喜歡她，都希望她長大了能出人頭地，都相信她會出人頭地，以致幸福街的大人小孩都很注視她的成長，希望她真的能長成一隻金鳳凰，或長成像秦怡或王曉棠那樣的女演員。“老張，你女兒會有大出息。”辦事處的人都這麼誇獎張小英說。
張小英本來是應該有出息的，但是她那時太集中精力跳舞了，而忽略了學習。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她，那個時候的學生幾乎都不怎麼讀書，老師也不是那麼熱
心教書。因為那個神經病患者的年代，報紙上或大街的標語上都這麼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自然大家所學的知識也很膚淺。當我們長大後，坐在一起回憶我們那時候讀書所學的知識時，全都吃驚地感到數理化被我們“完璧歸趙”地還給老師了，僅僅還記得一點語文課的知識，但也就是毛主席的三四篇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或《劉胡蘭》《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等等革命烈士。這不是教我們知識，抽象一點說這是教我們長大後去當烈士，犧牲自己。當然這沒有什麼不好，人反正是要死的，與其默默無聞地死，還不如像黃繼光烈士那樣衝上去堵住敵人的機槍口，或像董存瑞手舉炸藥包炸敵人碉堡而壯烈犧牲。張小英在舞台上尖聲尖氣地唱《紅燈記》裏李鐵梅那段唱腔告訴我們說“做人要做這樣的大”，我們那時深深感歎到我們沒法做，因為日本鬼子早就滾回到那個地處太平洋中的島國上去了。
馮建軍曾經想扮演《紅燈記》裏的李玉和，那他就可以和張小英一起排練，一起回家，還可能一起登台演出。這是他的夢。馮建軍在那間破舊的房子裏，做了好些個夢，夢見自己當了解放軍，夢見自己當了教師，夢見和張小英在台上一起唱《紅燈記》，他扮演李玉和，因為他唱得特別的好，台下觀眾手掌都拍爛了。
“張老師，我想演李玉和，”馮建軍對音樂教師要求說，期待地覷著年輕漂亮的音樂教師，“讓我演李玉和好啵？”
音樂教師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這位來自於毛主席母校的教師，仔細打量了馮建軍一眼，不屑道：“你隻能演王連舉。”
王連舉是《紅燈記》裏的叛徒，一個貪生怕死而叛變革命的反麵人物。“我不演王連舉。”馮建軍說。
“你演李玉和太瘦了，李玉和的臉飽滿些，”她順手指著站在一旁的劉建國，“他可以演李玉和，他的臉圓，適合李玉和的光輝形象。劉建國，你想不想上台演李玉和？”
“想。”劉建國隻說了一個字，他太激動了，因為同班同學而且漂亮的張小英在台上會叫他做“爹”，聲音拖得長長的“爹——”，台下的老師和同學耳朵都很好，都能聽見他心裏暗暗喜歡的張小英叫他“爹”！
那年扮演李玉和的高年級同學馬上麵臨小學畢業了，音樂教師為了將她的拿手好戲不斷地發揚光大下去，就得重新挑一個演李玉和的演員。其實她心裏早就看中了長著一張圓圓臉的劉建國。但她沒有單獨找劉建國談，而是在唱歌課上宣布說：“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準備新招收幾個演員。哪個同學想演李玉和的話，下課就找我。”
馮建軍是第一個找的，她沒看上，她選擇了劉建國。後來劉建國在台上唱“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時，台下一致認為他沒有先前扮演李玉和的那個高年級同學唱得好，有好幾個地方唱得很勉強。不過劉建國自己很得意，因為和他同年同月（不同日）生的美麗的張小英在台上不斷叫他‘爹”。“反正她叫我爹。”劉建國心滿意足地說，“她一叫‘爹’，我心裏就想笑，又不敢笑。”
“你沒有唱上去，”馮建軍在教室裏與他爭論說，“唱得同鴨子叫一樣。”
“我唱得不好，台下就不會拍手！”劉建國望著他說，“我還看見你拍了手。”“那是周老師要我們拍手，”馮建軍說，“周老師說，每個同學都要用勁拍手。”
張小英走攏來，望著兩人爭吵問道：“你們爭什麼？”
“周老師說，看革命樣板戲，每個同學都要使勁鼓掌，”馮建軍告訴張小英說，“不然就是態度問題，對革命不忠心。”
張小英淡淡一笑。
“你演得好，劉建國演得不好。”馮建軍把他們區別開來道。
馮建軍心裏總是有一根準繩，這根“準繩”是他養母養父放在他腦子裏的，就跟兩個花匠在他心田上合栽了一株美麗的常青樹一樣。養母曾往他腦海裏灌輸做人的原則說：“做人要學會講實話，小孩子從小說謊，長大了就會成為一個騙子。騙子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