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馮建軍便是在周老師家吃飯，雖然並沒有大魚大肉，但與周老師全家吃同一種飯菜。
馮建軍的養父於那年冬天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那還是因為他根子紅（出身於工人階級），又在朝鮮戰場上打美國鬼子有功。否則是要被槍斃的，至少也是判無期徒刑。“文化大革命”中，寫所謂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或者在“毛主席”三個字上用紅鉛筆畫了叉而被槍斃的人，在長沙市有好幾個。馮清明為養子留下了一張八百多元的存折和幾十塊錢現金。當馮建軍在家裏的一隻紙箱裏找到現金，並把現金今天請這個吃東西明天請那個吃零食而花掉後，他便拉著我去南門口銀行儲蓄所取那筆八百元專款。我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四下午，當時讀書都是讀“二輔製”，即不是讀上午就是讀下午，反正一天隻用讀半天書，因為老師們要革命，還要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
“和我一起取錢去不？”那天下午馮建軍背著書包走進我家，卻從口袋裏拿出一本存折，對我很神秘地揚揚手。
我當時正在背誦《為人民服務》這篇毛主席多年前寫的文章。“周老師要我們背這篇《為人民服務》，”我說，“明天要抽查的。”
“等下再背，”馮建軍說，“取了錢，買包薑吃再背。”
南門口銀行就在街對麵，大馬路上。一會兒我和馮建軍就走到了。那時候銀行的櫃台都是水泥台子，很高，比我們的頭還高一點。馮建軍踞起腳尖，手攀著冰冷的水泥櫃台，將存折伸進去道：“我取一百塊錢。”
我也跳起腳尖往裏麵看。我看見那個女營業員睜大了眼睛，接過馮建軍遞上去的存折瞄了眼，又迅速瞪著馮建軍和我的頭頂。“你這張存折是哪裏來的？”女營業員盯著他，表情很嚴肅。她是個中年女人，長著一張四四方方的大臉塊。
“我家裏的。”馮建軍說。
女營業員又掃了眼存折，“馮清明是你家什麼人？”女人嚴肅著臉說。
“馮清明是我爸爸。”
“你先不要走，”女營業員說，起身走了開去，走進了裏麵那張鐵門。一會兒後，女營業員出來了，隨她出來的還有一個年輕人。年輕人的一雙眼睛很警惕地瞅著
我們。“這個孩子拿了張存折來取錢。”女營業員很有責任心地向年輕人介紹說。
年輕人走了出來，瞪著我和馮建軍。“你們是哪裏的？”年輕人問道。
“幸福街小學的學生。”我很怕地回答說。
“家住在哪裏？”
“就住在對麵的機械廠。”馮建軍回答說，指著我，“他爸爸原來還是廠長。”
年輕人不相信我們，以為馮建軍手上的這張存折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到樓上辦公室來，”他盯著我們說，“我們要把這張存折的來龍去脈搞清楚。你也來，”年輕人指著我，“兩個人都到樓上來。”
年輕人把我們引到了樓上一間門上寫著“保衛股”的辦公室裏，我記得那間辦公室裏亂糟糟的，桌上堆著一些紅紅綠綠的寫著標語的紙，地上也有幾張寫著標語的紙。三張桌子拚在一起，一張長靠椅靠牆擺著。“坐在這裏。”年輕人說。接著他走到桌前，推開那些標語，拿起電話筒，撥了號碼。“H機械廠革委會嗎？”
他不急不慢地說，“麻煩你找下廠保衛股的彭股長。”
我們很緊張地瞧著年輕人打電話，主要是我緊張。我非常怕那個彭股長，他曾經把我父親揪到台上惡狠狠地鬥爭，還用勁摁著我父親的頭，那是一副要在我父親頭上踏上一隻腳並叫我父親永世不得翻身的模樣。馮建軍倒不是那麼緊張，而是很正經地瞅著年輕人打電話。馮建軍從小就有一種遇事不慌的本領，他隻是盯著眼前的事情，不吭聲。
一刻鍾後，彭股長很精神的樣子走了進來，瞥著我們。“他們兩個哦，”彭股長不屑地一揚臉，“都是我們廠裏的子弟。一個是何金生（我父親）的兒子，一個是反革命分子馮清明的養子。”
彭股長接過存折掃了眼馮清明的名字，“存折是他家的，”他說，扭過頭來瞥了馮建軍一眼，“你那個反革命養父有錢嘛。他哪裏來的這麼多錢？”
銀行的年輕人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那就沒事了，”他鬆一口氣的樣子望著我們說，“不過錢你還不能取。因為你還是個小孩。除非一個大人代替你取。”他把存折還給馮建軍，“把它保存好。你們可以回去了。”
我們就逃也似的跑了出來。
馮建軍的父親判了刑並被押到嶽陽的勞改農場後不久，H機械廠便開始與街道上交涉，要把他的關係轉到街道辦事處。H機械廠答應在街道上招兩名工人，但街道上必須接納馮建軍。辦事處張主任同意了。另外，H機械廠每個月給馮建軍八元錢生活費，街道辦事處同意每月付四元錢生活費，直到馮建軍長到十八歲成人為止。馮建軍每個星期可以到街道辦事處的財會室領兩元錢飯菜票和一塊錢現金。一個月四個星期，每星期二下午去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