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個時候是幸福街小學三年級甲班的班長，我父親是長沙H機械廠廠長。我是家裏的第三個孩子。“文化大革命”時，我之所以讀了點書，是因為我父親一直靠邊站，所以父親沒有去“革命”，沒事便在家裏輔導——更準確地說是監督我做作業。
“做作業，”父親命令我說，拿出他當廠長時的威嚴瞪著我，“不準出去。”
我就隻好老實在家裏做練習題。我後來之所以能夠考上武漢大學，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中，喜歡管人的父親因沒人管而抓著我管的“碩果”。不然的話，我也定會像馮建軍、劉建國和李躍進一樣，對大學的門檻望洋興歎。
我們小學時的班主任名叫周文斌，是個非常善良的女人，心好，對她班上的學生很有責任心。那年秋天，馮建軍的養母跳樓自殺的消息傳到周老師耳朵裏後，周老師臉上表現出了難過。一天上午我們上體育課後，看見我手上拿著一件衛生衣走到教室門前時，周老師叫住了我。“何斌，你來一下。”周老師望著我說。
我走了過去。
周老師把我拉到一棵梧桐樹下，看了眼陽光燦爛的操場：“何斌，馮建軍現在怎麼樣了，你知道嗎？”她望著我說。
“馮建軍的媽媽幾天前跳樓自殺了。”我說。
“劉建國對我說了，”周老師說，“何斌，你是班長，你要他明天來上課，你就說周老師要他來上課。他爸爸現在怎麼樣了？”
“不知道。”
“他媽媽死了，爸爸又被抓去了，還是一個孩子，怎麼得了呀？”周老師自言自語地說，“這實在是不應該的。我們要好好幫助他，何斌。”
“我會幫助他的。”我說。
“這樣吧，你要他明天來上課。你說周老師說的，周老師不嫌他，有什麼困難就向同學們說，同學們會幫助他想辦法解決。”
放學後，回到家裏，吃過中飯，我就去找馮建軍。其實用不著找，馮建軍在家裏睡覺，一臉邋裏邋遢的樣子。“馮建軍！馮建軍！”我喊他。
馮建軍拉開了門，一臉邋遢地瞪著我。
“周老師要你明天去上課，”我說，“周老師說有什麼困難就向同學們說，同學們會幫助你的。”
馮建軍繼續瞪著我，臉上沒有多少表情。“我不想讀書了，”馮建軍說，“我不想讀書了，我現在不知道自己要怎麼辦了。我要到牢房裏去和我爸爸在一起。”
我很涼訝他這樣說，他的目光很疲倦，但也很堅決，“我不讀書了，”他毅然決然地說，“我現在要自己養活自己。”
“周老師說，要你明天就去讀書，”我說，“周老師還說全班同學都會幫助你。”
馮建軍沒說話，十歲的孩子不會說感激話，他把目光擲到了地上。
“你明天去讀書嗎？”
“我鋼筆都丟了，我不願意讀書了。”他說，把目光拋到了門外的一株樹上。
翌日上午上課，周老師沒見到馮建軍同學，下課時又把我叫到了那株梧桐樹下，用她那雙極和善的眼睛盯著我。“何斌，馮建軍怎麼沒來讀書？”周老師帶著批評的口吻問我，又補充道，“是不是你沒把老師的意思告訴馮建軍同學？”
“告訴了，”我說，“我對馮建軍說，周老師說全班同學都會幫助他。但是他還是不肯讀書。他說他不讀書了。”
“那怎麼行！”周老師望著我，“馮建軍是我們幸福街小學三年級甲班的同學，我們不能讓他就這樣流失在社會上而變成一個壞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