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沒有鋼筆，絕不讀書了。”
周老師沉默了幾秒鍾，接著一個同學把她叫走了。那天上午第三節課是周老師的語文課。周老師沒有上課，而是目光慈祥且嚴肅地看著全班同學。“同學們，今天我要說說馮建軍同學……”我記得她是這樣開的頭，接著她說，“馮建軍同學的養父被當做反革命抓去了，養母又於上個星期跳樓自殺了。馮建軍同學現在是個無依無靠的孩子，同學們，你們說，我們應不應該幫助他？”
“應該。”同學們一齊回答她。
“應該，那我們就應該拿出實際行動來幫助馮建軍同學。”周老師說，“馮建軍同學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新中國的少年兒童。無論他養父養母有什麼錯誤，馮建軍同學是沒問題的，是熱愛黨和毛主席的！同學們，你們說周老師說得對不對？”
“對。”同學們又一齊回答她。
“我這裏要提醒全班同學一句，”周老師一臉正經地掃視了幾眼五十幾張娃娃臉，自己率先感動了，“同學們，我們絕不能有看不起馮建軍同學的言論。相反，我們要團結和愛護他，使他長大後能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和解放全世界的勞動人民而努力奮鬥。同學們，你們說，周老師說得對不對？”
“對。”同學們異口同聲道。
那天中午放學時，老天爺下著毛毛雨。一放學，沒有一個同學急著回家，而是等著周老師，準備一齊去看馮建軍同學。周老師來了，她不主張全班同學去。“今天是班幹部和我一起去看馮建軍同學。這麼多同學去會嚇著馮建軍同學的。”周老師說，“住得遠的同學都回去。住在機械廠附近的同學就和我們一起去看看。現在走吧。”
於是十來個班幹部和七八個同學便背著書包，前呼後擁著周老師迅速往機械廠走去。幸福街小學離H機械廠很近，大約半裏路程。那時候的幸福街都是一些矮矮的平房，惟有一棟二層樓的房子被幸福街的居民稱做“小洋房”。這幢小洋房從前是個資本家的別墅，解放前夕，該資本家帶著一家老小逃到台灣去了。那時候這幢紅磚綠瓦的小洋房是幸福街權力的象征！幸福街辦事處的幾個幹部和街辦廠子的廠長就住在這幢小洋房裏。周老師領著我們經過小洋房時，辦事處張主任正好站在門前，叉著腰抽煙，昂著一張馬臉。辦事處張主任的大千金正好在我們
班上，是文藝委員。“周老師，”張主任的馬臉上笑容滿麵地同周老師打招呼說，“您帶學生到哪裏去啊？”
“去看一個有半個月沒來讀書的名叫馮建軍的學生。”
“哦，您真關心學生。”張主任說。
周老師笑笑，“這個孩子的養父被抓進去了，養母跳樓自殺了。不過這孩子很聰明，我不忍心他到社會上打流。”周老師回答說。
一個月後，張主任受了周老師和自己千金的感染，接受了被H機械廠趕出來的馮建軍，欣然安排了一間小洋房後麵的房子給馮建軍獨立生活。順便說一句，張主任也是個複員軍人，也上過朝鮮戰場，與馮建軍的養父還是同一個部隊的戰友，三年前，兩人均穿著舊軍裝，領著自己的孩子去報到時，站在教室門外閑聊中才知道兩人竟是同一支部隊且同一個師的戰友。張主任後來對馮建軍幫助很大，可以說是恩重如山。
周老師領著同學們走到馮建軍家門前時，馮建軍不在家，但門沒有鎖，也沒有關地敞著。“馮建軍！馮建軍！”周老師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