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爸雇了一輛板車，把我媽的東西和李文革都拉回了家，老鼠街的鄰居還認得李文革，見了他還跟過去一樣叫他的綽號—“燈泡”，李文革卻無所謂，人家怎麼叫，他就怎麼應，“燈泡”也罷，“登報”也罷，他毫不忌諱，一點都不生氣。有一次我問一個小孩，他沒有名字嗎，他有名字你為什麼要叫他“登報”？那小孩還沒說話，李文革倒搶先說，人家叫我什麼要你管？我喜歡他那樣叫，關你什麼事？碰巧那時我爸正坐在門口搓衣服，聽見李文革這麼說，不由得搖搖頭，說這個革子呀，肚量真大，真裝得下東西。
在這之前我爸懶散得很，也不給誰打家具了，他的木工工具早就長鏽了。刨鐵鏽在槽子裏，鑿刀鏽得拿起來就掉渣，鋸子都鏽斷了，隻有斧頭還沒鏽掉，因為他要用斧頭劈柴生爐子。他劈柴時懶洋洋的，卻經常會咬牙切齒，一通亂劈，好像充滿了仇恨。李文革回來後他忽然變得勤快起來，早上不睡懶覺了，早早地起床，捅開爐子燒水，趕去菜場買菜，買了菜又趕回來燒開水煮水泡飯，然後匆匆趕去上班，下班後又匆匆趕回家做飯，星期天就拿個大腳盆放在門口，坐在一個小凳子上給我們洗衣服。有時候他洗著洗著，會突然起身去找老頭樂，滿手都是肥皂泡，將老頭樂從後衣領子裏插進去。
我還是跟蘇曉曉搭夥賣冰棒。大約就是在年後開春不久，我把蘇曉曉摸得發了羊角風，我們就鬧翻了，再以後我便和眯眼子吳愛國一起賣冰棒了，而蘇曉曉則趾高氣揚地頂了她爸爸蘇酒糟的替，開始賣醬菜了。本來我也想辦頂替的，我爸到處找人，說蘇曉曉能頂，我家兵子也能頂。但人家說不行。我爸低聲下氣地問人家怎麼不行？人家說蘇曉曉至少還有一條腿，你家兵子呢，連半條腿都沒有，叫他幹什麼呢？就這樣，想辦個頂替人家都不肯要我，怕白養了我這個廢人。人家對我爸說，不是我們不一碗水端平，實在是端不平呀，我們總不能安排他當領導吧，讓他也坐在這裏看報喝茶吧？
起初我和吳愛國也隻是賣賣冰棒和瓜子，後來市麵上活了，我們才開始倒賣蛤蟆鏡和喇叭褲的。那時候生意好做，蛤蟆鏡和喇叭褲還沒來得及罷市，牛仔衣牛仔褲又走俏了，把我們忙得屁顛屁顛的，眯眼子負責跑石獅打貨，我負責在家守攤。看到牛仔衣牛仔褲塞街了，我們便及時轉移陣地，從沿海把“良友”香煙和錄放機錄影機歌帶錄像帶之類的倒回來，等風聲緊了，我們又及時罷手，過了些東敲一榔頭西打一棒子的日子。這些日子我們擺過書攤，跟別人一起倒過黑白電視機，還因為我那時喜歡詩歌，在別人的攛掇下跟群藝館合辦過一份文學小報。就是這份文學小報讓我們嚐到了甜頭，沒想到這東西這麼好賣，於是我們就正兒八經地動起了這份腦筋，用向人家單位交管理費的辦法，接手了一份故事雜誌，漸漸地搞起了文化產業，由小攤販變成了文化人。雖然我們的雜誌趣味低下——行政管理部門說的——隻能擺在地攤上賣，但買的人不管你地攤不地攤，他們隻要好看。從擺攤賣貨到跟人家合夥搞地攤雜誌，到最後掛牌成立文化公司，我們一直在一起。我們就像一個人，別人都能聞到他身上有一股藥味，我卻聞不到一絲一毫，完全沒有一點感覺了。
他從未斷過藥，而且一直是自己給自己開處方。他的頭發還是枯黃枯黃的，但臉上身上都不腫了。他做的最大膽的一件事，不是用鋼筆在李玖妍的大字報上寫“我支持你”，而是冒險娶了個老婆。他的病是要遠離女人的，女人對他來說是毒藥，是砒霜或鴆酒，一點都沾不得的，可他卻信心十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女的還可以，雖然臉有點扁，看起來還柔順，很有女人味，隻是跟費伯娘有點合不來。嫁給眯眼子之前，她在一個鄉下小學當民辦老師，嫁給眯眼子以後就不當老師了，在家裏做做飯熬熬藥―總算是有人把那隻藥罐子從費伯娘手上接過去了―養得白白嫩嫩，水蔥一樣。別人都以為吳愛國這一下肯定要完蛋了，說那個女的也是個不顧死活的角色，敢嫁一個腎炎，不是等著守活寡，就是要預備好一個籃子，隨時準備給老公撿骨頭。我當然也擔心，見了他，先看他的臉是不是腫了，眼白是清亮的還是渾黃的。而吳愛國絕就絕在這裏，他讓事實說話，他讓那個女人很驕傲地挺起了肚子，自己卻沒一點事，這就叫人要刮目相看了，認為他手上一定握著什麼秘方，到後來，還真有不少人慕名來求他的方子。他也越來越自信，有些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樣子，在他兒子三歲半時，又讓老婆懷上了。可是這一次他走了麥城，沒那麼好了，他不由分說地腫起來了，而且來勢凶猛，無論他給自己開什麼方子都無濟於事，眼看著越腫越厲害，床都下不了了。他自己心裏也有數，他說這一回怕是就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