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讀報的此時，我和紅十字組織同仁們，正在從高原上偏遠的理縣前往成都的路上。幾天前，我再度踏上了四川的土地，除了訪視汶川大地震的災區、捎送物資為災民送暖外，也希望透過此行，看看在震災甫過半年的此時，我們還有什麼沒做的，還有什麼可做的。
猶記得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傳來，電視不斷傳送著一幕幕親人離散的畫麵，至今仍在我心頭縈繞不去。兩岸民眾的心頭也為之劇震。台灣民眾不分黨派，大家同心協力，用最溫暖的行動，表達我們對震災的關心，我一直覺得，那是兩岸人民最接近的時刻。
這些情景雖已間隔半年，卻曆曆如昨日一般，人道價值超越了政治的判斷，紛紛擾擾的政治口水不再，我們看到的是人饑己饑、人溺己溺，最聖潔的人性光輝。雖然，這半年來，許多新的事件如全球的金融風暴或許帶走了人們的注意力，但半年前台灣捎送到四川的愛心，卻如種子一般已漸漸萌芽，引領著災區民眾走出創傷。
以紅十字組織為例，我們滿載著台灣民眾的愛心捐款，總計要投入約新台幣約十五億元幫助川、甘、陝的地震災區重建複原。我方要協助重建四十四所學校、四十三所衛生院及一所殘疾人康複中心。而這個計劃將使超過三萬二千名的學生與一百五十萬以上的災民受益。此外，我們也補助受災學校的貧困學生就學，並和祖國多個非營利組織或民間團體合作，推展社會服務方案，希望協助弱勢災民早日回歸正常的生活。
在這一趟訪視中，從成都到映秀（震中），再到阿壩州（羌藏自治州），我們轉達了台灣關心與具體的計劃，更親身感受了災民的悲苦與難以描述的無助與無奈，也深刻體會生活在高原的弱勢人民的需求。當映秀鎮的萬人塚映入眼簾，這一場地震活生生地毀去了一個城鎮，平日同時生活在俊山秀水的鄉親，今日卻不分男女老少，共葬一家，怎不令人感傷？
另外，在映秀鎮發放棉被給災民時，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士從我手中接過棉被，我問她結婚了沒有？她答道：“當然。我又問她孩子多大呢？她眼眶一紅說道：“孩子沒有了。我又問她先生呢？她回答道：“先生也沒有了。我忽然有些後悔問了她這些問題，隻能默禱著這棉被能在冬寒裏帶給她一些溫暖。
我們也造訪若幹被地震摧毀的學校。德陽的天河小學、壽豐中學以及成都市金牛區的解放北路第一小學，都被地震摧毀了校園。天河小學和壽豐中學的學生目前都隻能在板房（我們稱的組合屋）內上課，夏時熾燠，冬難禦寒；第一小學學生則被分散到其他學校上學。他們都期待著學校重生重建，讓他們可以安心地上學。
在壽豐中學結束訪視正準備登車離去時，我看見幾個記者正在訪拍一位坐在舊校園廢墟裏的小女生，我趨前在她的身邊坐下，和她聊了一會兒。小女生落落大方，非常的聰明伶俐。我問起她的父母親，小女生眼眶泛紅地告訴我，她的父親遠在蘭州做工，母親則在省城裏工作。原來她是個“留守兒 ，也就是父母親都到外地打工，而單個兒留在學校，得自己照顧自己的孩子。
和她談話裏，早熟的她，眼神與談吐充滿堅強。她語氣堅定地告訴我，她要做個有用的人，因為，她沒有什麼可以回報給許多幫助他們的人，隻能期許自己當個有用的人，將來有力量可以幫助別人。
台灣人民對四川震災所付出的關心與努力都是值得的。小女孩緊緊地記住了來自遠方的關愛，也因此給了自己一個要茁壯長大並關愛他人的未來許諾。正是這樣的純真盼望，讓我們的世界充滿希望；也正是這樣的純真盼望，讓我們覺得，那令人心酸的震災背後，仍有一盞盞溫暖的燭光正熾、正亮。
後記 給母親，也是給為人兒女者的信
擱在心頭四年
寫信給母親的念頭，已擱在我心裏有四年的時間！很雜亂地擱在心頭四年，該從何寫起呢，我始終沒有頭緒。也許是我的心情並沒有完全平複；也許是思緒還難以厘清；也許是因為我有太多話想說，多到連信首的第一個字，都不知要如何落筆；也許是我向來“太過理性的壞習慣使然，在做一件事時，我總會想東想西的。這封信寫了，母親看得到嗎？聽得到嗎？這封信寫了，隻是要表達一個做兒子的思念和愧疚嗎？如果是，那有什麼意義？如果不是，那我該讓這封信附加上什麼樣的意義？
這麼左思右想的，不知不覺地就想了四年。我忽然想，就寫吧，而母親看不看得到呢？我不是上帝，我不知道，但我會看到，我的太太會看到，我的哥哥、姐姐、嫂嫂、姐夫們會看到，哥哥姐姐和我的兒女、孫兒們會看到，如果可能的話，更有許許多多為人兒女者會看到。至於這封信寫了有什麼意義，就讓讀信的人自己去揣摩吧。
所以這封信既是寫給我的母親，也是寫給所有為人兒女者看的。想到我的母親的一生，想到母親和我最後相處的那幾年時間，我有話想對母親說，也有話想對其他為人兒女者說。
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
要談我的母親，就要從我的父親談起。
我的父親，是在國共內戰的末期，甚至精確地說，根本是在國共內戰已經結束後陣亡沙場的。當年，國民黨政府事實上在大陸的作戰已徹底失敗，但我的父親仍然返回大陸去指揮在四川的部隊，進行注定失敗的戰爭。父親原已帶著母親和四個兒女來到台灣，但隨後又前往四川，參加了那場奪走了他的生命，奪走母親的愛侶，也奪走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愛的戰役。那時的我才五歲，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娃兒。
我知道這樣說很不孝，對父親來說很不敬，但當我長大後，開始有了自己對人世的價值判斷後，我打從心底的認為那是一場沒有意義的戰爭。我甚至在想，父親去世時才三十八歲，對比現在已是花甲之年的我，那時的父親根本就還隻是個“孩子。這樣的一個“孩子，是如何去思考那樣一個烽煙四起的年代？是如何思考他做的事情所代表的意義？
我常在想，父親戰死沙場的最後一刻，心裏寄掛的是什麼？是軍人的榮譽，還是愛妻身影和他摯愛的一群子女？或者，他根本什麼都來不及想，死神就倏然地取走了他的生命。真正的答案我不知道，永遠也都不會知道，但這個問題我永遠都會掛在心頭，永遠地追問著。
這答案或許永遠是謎，但另一個答案卻是十分清楚，我的母親自此成為寡婦，在漫漫艱辛的人生長路裏，一肩扛起撫養四個子女長大成人的責任。事實上，我還有一個弟弟，因為年紀實在太小，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帶著四個兒女的顛沛，母親顯然已是筋疲力盡，無法帶他來台灣，便留在福建家裏頭，後來因病過世。雖然母親從沒多說什麼，但我知道，那也是她和我們這一群子女，另一個一輩子都埋在心裏的痛。
從頭想起，母親過世時九十歲（二曫曫四年），來台灣的時候是三十五歲，在台灣待了五十五年。父親約莫十五六歲時就進了軍校，在那個外患頻仍、內戰殷起、不安定的年代，很多男孩子於是投筆從戎，作為職業選項，當軍人不能說不是一個相對較佳的選擇。
父母親家都在福建，我的外公、舅舅都是華僑，因此母親幼年家境算是不錯，小時候上教會學校，也念到中學、高中。因此，母親和父親，家庭背景雖有差別，可是母親就是喜歡上了爸爸。很快地，他們結了婚，然後度過了對日抗戰的時期，母親就跟著父親的軍隊四處遷徙。我是一九四四年在昆明出生的，那時已是對日抗戰的尾聲了。抗戰結束，又遇上了內戰，我們一家人遷徙過那些地方我並不十分清楚。也許父親、母親和我們一家人，曾有過一段安定快樂的相處時光，但我想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顛沛流離吧！一個身不由己的年輕軍官，隨著軍隊調來調去，家人要選擇團聚不分，就隻能跟著他像浮萍一樣漂移不定。
那一年，好不容易，父親帶著一家人來到台灣，但很快就受命赴川。這一次父親沒有把家人帶在身邊，那時的局勢也不許可他再帶著家人。他返回四川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一路潰敗，局勢終不可挽回。
藏了五十五年的信
母親過世後，姐姐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找到了父親在前往四川的路上，分別從香港、成都與重慶寄給母親的幾封信。
父親在來信中，也表達對孩子們的關心。叮嚀大哥要幫母親照應弟妹，叮嚀二哥“不可再頑皮，要和藹對待妹妹和弟弟，且要聽大哥和母親的話 ，也交代兩位哥哥“到學校讀書，不可以和別人打架，回家後要多溫讀、習寫、嚴加管訓。兩位哥哥也完全做到了父親的要求，相信父親在天上也會感到安慰。而對於尚年幼的姐姐和我，父親則希望我們“活潑健康。
而在父親的最後一封來信中，雖然信中的字句平緩，但卻看得出父親為不讓母親擔心，在字裏行間避重就輕地想要壓抑局麵已甚緊張的實情。
在那封等於是遺書的父親來信中，並沒有林覺民在《與妻訣別書》中刻刻不忘的國家大義。我看到的是一位丈夫、一位父親對妻子兒女無限的思念與關心。父親告訴母親，自己的身體康健，請母親不要擔心，也交代母親要照顧好身體；尤其提起母親常有頭痛的問題，建議母親去求教醫生作診治。他還關心著哥哥、姐姐和我的成長；他似乎對他的寶貝兒女有相當的了解；他對母親分析他對我們的看法；他請求母親費心地教我們。父親知道家用拮據，也提到他掙紮著要不要將身邊所餘的三兩黃金寄回家中，但這三兩黃金可能是他返家的希望所寄，他隻好留在身邊預作急用。隻是那三兩黃金終究沒能助他與家人團圓，他便戰死在四川邛崍的五麵山，母親從此不再盼到她心愛的丈夫的來信。
這幾封信一直被珍貴的保留在母親的身邊，長達五十五年之久。它告訴了我們母親內心的深愛與深痛。然而母親卻能按住她內心的深痛，用她無比的愛心與毅力把我們帶大成人。她不曾指望我們做達官顯要，她隻想我們規規矩矩地長大成人。
父親的走對母親來說，是莫名其妙的一個狀況。每每想到這裏，我心中都有無比的哀痛。當時政府的決策，就把我的父親送上這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卷在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卑微，父親、母親、哥哥、姐姐、我，還有其他在那場戰爭中喪失生命、喪失丈夫、喪失父親、喪失愛子的人，每一個都那麼卑微，無力又無奈地承受戰爭帶來的痛苦。
所以我想，我有足夠的理由對戰爭深惡痛絕，以前的政府很爛、以前的時代很悲哀，有時命運造化由不得人，但至少現在，自詡生活在文明社會裏文明的我們，就應該要有足夠的警惕、足夠的智慧去記取曆史，不要再讓同樣的悲劇重演。
父親沒能回來，但我們一家的生活還是要繼續過下去，那時才五歲的我實在太小，還無法具體體會父親已不在人世，更無法體會母親當時的心情，我不知道母親花了多少時間從喪夫之痛中走出。記憶中的母親，就是沒有任何怨言地拉扯著我們長大。
平順童年的背後
小時候，我們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的眷村，也就是現在的第一飯店後麵的巷子、一江新村那一帶。我們一家人和幾家合住在政府配給的房子裏。現在的我，很難想象母親當時的日子是怎麼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