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小時候的我不愁吃不愁穿，但一個家庭中沒有爸爸，終究很多事情是不一樣的。父親陣亡時的官階是少將參謀長，政府對陣亡將士的遺屬有撫恤與補助，也會配發米糧；如果不要米糧的話也可以換錢，但父親終究不是達官顯要，家中經濟當然不好。要不是住在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公和舅舅們寄錢來接濟我們，對家裏的經濟起了幫助，我想我們家很難度過那一段艱難的歲月。母親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養大這一幫孩子。
當然，在那個時代，也有很多經濟像我們一樣困苦的家庭，但一個沒了丈夫的女人獨力扶養四個子女，那背後的辛苦，沒有相同經曆的人是難以體會的。隻要回想起母親的時候，對她真的感到難以形容的心疼及佩服，因為在我的記憶中，除了沒有父親這個遺憾外，自幼我感受不到生活裏任何的困難，母親把我（和我的兄姐）照顧得妥妥當當的，我從來不需要也不懂為這個家操心什麼。但這也會讓現在的我很難過，我之所以可以快樂地度過平順的童年，那平順背後的艱難，其實都是母親一肩挑了走。
大哥、二哥、姐姐分別比我大八歲、五歲和三歲。大哥本來打算從軍，但母親反對。母親對大哥說：“爸爸已經把人都送給軍隊了，你還去嗎？大哥後來沒從軍，改念海專（第二屆）。念完海專後就上船工作。當時當船員的薪水還算優渥，最早出社會工作的大哥，選擇當船員這條路，顯然是為了分擔母親的辛勞。事實上，我的大哥自從父親過世後，就一直扮演父親的角色在照顧弟妹們。
二哥書念得很好，很有文采，以第一誌願進入成功大學水利係就讀，畢業後拿到獎學金遠赴美國的椩楄楀椪楊楅灢楒楀楎楏楅楐楖楋楁椛楋楓椺，畢業後，在椙楀楋楎楃楅椺椛楊楏楐楅楐楑楐楀楋楁椩楀椼楄楊楋楈楋楃楖取得博士學位。省吃儉用、認真工作的他，會寄錢回家給母親。在兩個哥哥都開始分擔家計後，我們家的生活狀況似乎也不像以往那般拮據了。接著姐姐從台大商學係畢業後也出國讀書和就業，再接著我從台大法律係畢業，服役後於一九六八年拿到獎學金赴加拿大念一年書，接著又在美國念了三年書，在國外整整待了四年。
一九七二年我回到台灣，哥哥姐姐那時都已經在美國定居了，我是唯一居住在台灣地區的孩子。母親輪流在幾個孩子家住，在新加坡（二哥後來到新加坡教書）、美國也分別住了一段時期，但她終究不習慣海外的生活，就回到台灣地區跟我們住，但想到哥哥姐姐還有在國外的孫子孫女們時，她就到新加坡、到美國留住一段時間，和孩子、孫子們住在一起，享受著含飴弄孫之樂。我想，那應該是母親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吧！寫到這裏，我記得母親曾多次對為何她僅有的四個孩子不能居住在一個地方表達了無可奈何的遺憾。雖然母親曉得她的願望有客觀上的難處，但她的遺憾至今仍然令我（和兄姐）感到不安。我想母親說那句話的時候，一定也想到了父親和我們的天人永隔的遺憾吧！
這一段母親最快樂的時光，一直到她八十七歲時開始有了變化，但我卻沒有特別注意到母親的變化。
子欲養而親不待
一方麵是因為年紀大了，另一方麵，顯然也是因為做子女的我警覺性不夠，沒有發現母親開始有阿茲海默症（又稱老人失智症，是一種持續性神經功能障礙）的先期症狀。母親的行為舉止開始有一些不尋常，意思表達不太清楚，常常忘記東西放在那裏，會對外界事務感到懷疑與不安……
當母親情況開始變得愈來愈不好，長住海外的姐姐毅然放下在美國的家庭回來專職照顧母親。還記得當時我向姐姐求援，因為我實在沒有辦法了，太太長年照顧文文負擔已經到了極限，雖然經濟上仍有能力請額外的人力來照顧母親，但有沒有親人專心全意照顧畢竟是有差別的。
當我把情形告訴了姐姐，姐姐二話不說回台灣探望母親，然後就在台北租了房子，放下了在美國的先生和兒女，全心全職地照顧母親。
我常在想，自己要深切反省。母親生病的那段時期我很忙，忙到母親的狀況顯然已經不可挽回的時候，我依然還在忙，在忙理律的事、在忙教書、在忙紅十字組織的事，而理律又在二曫曫三年底發生了麵臨存亡關頭的“新帝事件。我總在想，忙或不忙，究竟日子是不是我能選擇的，排除掉給自己的借口，我相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應該是我能選擇的。而那時的我，如果選擇“不忙的話，我可以為母親做些什麼呢？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多一些，一定可以讓母親的餘年過得更愉快，也可以減輕我現在的遺憾。如果可以再來一次，我會怎麼做呢？我覺得應該會做的事情，我當時沒做的，我想講出來。
我應該在母親還沒出狀況之前就要發現、就要有所警覺，母親的身體已經有了不可恢複的問題。我在網絡上看到一個統計數據，全世界大約有兩千四百萬的阿茲海默症的病患，超過八十歲的老年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幾率罹患阿茲海默症，而超過八十五歲的老人更有百分之五十的幾率得病。換言之，對超過八十歲的老年人來說，這種疾病是很常見的。而就算母親沒有得到阿茲海默症，以母親的高齡，也一樣會有其他疾病出現。當時母親已高齡八十七歲了，身體走下坡是顯可預見的事情，但我對這一個顯可預見的事情警覺是非常不夠的。
我覺得為人子女者，真的要在還來得及時，花更多心思去注意年邁父母的身心健康。當然，我也知道現代社會很多子女都忙於工作、討生活，要麵對無窮的經濟壓力，我不希望我這樣的說法，會讓人覺得我在唱高調，會覺得我的經濟條件比較好，當然說得容易。
我不是唱高調，我是真切地希望大家如果能力許可的話，多關心父母親的健康狀態，要花更多的心在老人家的身上。
另外一件讓我很自責的事情是，母親打發時間的消遣之一是打麻將。哥哥姐姐和我每個月都會給母親零用錢，母親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加上曾摔了一跤，行動開始不便，就不再外出打麻將了。
有一天母親對我說：“唉！長文，你怎麼不再給我零用錢呢？我心想：“媽媽，您人在家裏頭，要什麼我都會給您，根本不需要錢啊。
我記得，文文和小倩的媽對我說：“長文，你還是應該給媽媽零用錢。我就說：“不用。媽媽不需要用錢，要零用錢幹嗎？母親過世後，我確定我錯了，我錯得很嚴重。
人總是太本位，太從自己的角度與邏輯想事情，我們很容易忘記，別人站的位置、站的角度、重視的事情、邏輯的習慣，以及情感的偏好，都不一定與自己相同。母親就是母親她自己，她不是我，我也不是她，我認為理所當然、邏輯正確的事情，對她來講，她不一定能理解。但同樣的，母親不管基於任何邏輯的或非邏輯的理由（比較放心）需要錢，那就是她的想法，那是她想要的，我怎能用我的邏輯去淩駕她想要的事情，代她判斷什麼是她需要的或不需要的呢？
現在，我每次想到這裏，都會很難過，如果我還有機會再來一次，我不會再這麼自以為是的偏執，我一定會一如往昔給母親零用錢的。可是，這“再來一次 的可能性隻會在虛擬的小說裏出現，現實的世界裏，很多事錯過了就來不及了，我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古時候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真的是最殘酷、也最令人無奈的真理。
挽不回的遺憾
還有一件事，就是時間的分配，母親病重的時候，理律法律事務所遇上了“新帝事件 ，正處於風雨飄搖的階段。忙碌的另一個意義是，我把應該用來關心母親的時間，挪到了處理理律的危機。
如果一切能重來，我會希望在當時就告訴同事們：“對不起，讓我走吧，讓我陪我的母親，那已是她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了。但要作出那樣的決定也真的很難很難。
二曫曫三年十月，理律遭遇了“新帝事件 的打擊，麵臨最險峻的挑戰。二曫曫三年十一月，理律和新帝談完賠償方案，理律的情況算是初露曙光，但仍然很危險和脆弱。母親在二曫曫四年三月過世，而理律要到二曫曫四年十二月才算度過第一年最險峻的局麵，並大致完成了理律精進計劃草案。對於仍處於危機的理律，我該在什麼時候放手呢？誠然，這是很困難的問題，我覺得我也不具備足夠的警覺和智慧來抉擇。
又或許，在這兩難中間，根本沒有答案吧。我不知道，但我沒有在母親最後的一段人生路途上全心地照顧她，無論如何，這已是挽不回的遺憾與事實。
事實上，我不隻是在母親人生的最後階段仍埋首在工作中，即便在此之前，我也一直是一個把生活重心相當程度放在工作上的人，好像理律、紅十字組織、海基會和教學工作非我不可似的。這自然會排擠我與母親相處的時間。其實理律真的也沒那麼非我不可，就像很多年前，我在海基會公益服務近兩年，為了兼顧海基會和理律的工作，海基會和理律坐落在同一棟大樓裏，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放在海基會上麵，隻有在海基會工作結束，下了班後，才下樓回到理律。那時我根本分不出心力處理理律的事，但理律也依然經營得很順利，一切都很上軌道，理律有一群最優秀的同事，他們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難、處理任何危機。我太過放大自己在理律的角色了。
在此，我非常感謝理律的同仁（尤其是我的長期夥伴李光燾先生，以及在二曫曫四年退休的徐小波先生）將近四十載的支持和包容，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我絕對沒有辦法兼顧這麼多律師事務所之外的公共事務。
換言之，當母親正走上人生的最後旅程時，我對這件事仍然蒙昧無知，我還是依著我原來的工作慣性，將大部分心力挹注在理律或其他的公益事務上。
我那時也自以為我已盡了孝道，因為我雖然努力工作，但還是會每天晨昏定省的問候母親，到了星期六、日，我和姐姐、姐夫或家人會充當母親的牌友，陪母親打麻將（如果哥哥回台灣時，哥哥也會加入）。我記得，母親那時候包括注意力等各方麵的狀況都已經很不好了，我坐她旁邊，我會偷看母親的牌，然後把她要聽的牌，和她準備要摸的牌偷偷掉換。
當她摸牌的瞬間，她本已日漸遲滯的麵容表情，忽然會煥射出奕奕的神采，母親開心地喊著：“嘩~我自摸了！我仿佛又看到以前的母親，我們都很高興看到母親那開心的神情。那已是那時候的我們少數能帶給母親快樂的事情之一了。母親那時候的精神已不太容易集中，但是打個一圈、兩圈麻將，她的精神就會變好。
我在想，如果那時的我能有更多的時間，能陪母親多打幾圈麻將，能給母親更多的這種快樂的感覺，那麼今天我的遺憾會少很多很多很多。
人生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
二曫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姐姐急忙告知母親出了狀況，我到家裏頭看母親，接著救護車到了，我和姐姐在車上陪母親，救護車到了醫院急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