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陳道明的錢是我到上海借的。”胡誠初說。其他的資金渠道，則是王良星向朋友舉債，甚至通過地下錢莊融資得到的。
“要麼做領頭羊，要麼做乞丐。”這些細節如今王良星已能坦然麵對。但當時命懸一線時，他亦是一度灰心到極點。隻是最後他成了贏家。
有趣的是，當年王良星並不寂寞，兄弟企業勁霸也同時遭遇危機，最後通過柒牌向銀行擔保借貸6000萬元，才躲過一劫。
2004年，利郎銷售額突破億元。一年後，王良星的腰板硬朗多了，他也不再忌諱告訴陳道明當初“六個鍋蓋十個鍋”的有驚無險。彼時陳道明買了輛奔馳車，後來又不太喜歡，對王良星開玩笑說，我把車賣給你吧。王良星爽快地答應了，後來他把這輛車送給了父親，自己又買了一輛。
事後的僥幸成功掩蓋了豪賭的風險，人們後來隻看到那些幸存的公司，卻忽略了晉江也有大批企業倒閉的現實。當地一位投資界人士表示，晉江老板遠沒有外界傳說中那麼光鮮。“許多晉江企業的現金流非常糟糕，又不懂得變通，有的就通過借高利貸發工資。”
上市又何嚐不是一次豪賭？不過，從商業史上看，豪賭上市比賭一場秀摔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紅包”的哲學
站在被稱為世界第一座“開”字形斜拉橋晉江大橋上，你可以看見橋頭兩側的“風景”——一邊是橋側寬闊的草地上低頭吃草的牛群，一邊是名為“易建聯”運動品牌的巨幅廣告。而在晉江市區，“香港姚明有限責任公司”就在貴人鳥隔壁。20分鍾路程裏，你還可以到“奧巴馬餐廳”……如果將橋頭的老黃牛視為晉江或整個泉州企業主們埋頭苦幹的寫照的話，“易建聯”、“姚明”、“奧巴馬”盡管有山寨之嫌，但從一定程度上亦可視為民間智慧的縮影。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時常感到自卑，覺得我們的地理位置不好，學曆和見識不如別人，所以隻好加倍努力去創造。”王良星說。他去讀EMBA，除了吸收知識和結交朋友外，他還把自己最欣賞的老師請到旗下做獨立董事。
在一個充分競爭的領域，民間力量的自由選擇，一直是閩粵、江浙和重慶一帶製造財富奇跡的永動機。不過，近幾年，包括晉江在內的許多地方政府更希冀“有形之手”能起到潤滑劑的作用。
利郎、匹克等企業2009年均獲得了超過300萬元的資金獎勵，民間稱為“紅包”。這源於晉江市政府於2007年製定的“對企業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對當地上市企業獎勵330萬元。
利郎們所獲獎金來自於2009年約3000萬元的政策資金預算，而在2008年，這一數字超過7500萬元。晉江市政府的“扶持措施”於2009年初修改後，對股改、籌備上市都有從30萬元到150萬元的獎勵。
這些激勵政策並非晉江市政府獨創。泉州市也有相關的紅利政策，不過力度遜於晉江。而在浙江溫州市，當地政府也有類似舉措，比如對於上市企業給予100萬元獎勵，甚至包括企業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家可以享受溫州永強機場貴賓待遇等。
但除了激勵政策之外，晉江市政府為了協助企業上市，還聘請了經濟學家吳曉求及國家發改委官員等人設立晉江企業上市專家顧問組，甚至請來深圳證券交易所駐福建首席代表蘭邦華來掛職市長助理10個月，可謂用心良苦。
“在閩南人本來就非常注重‘麵子文化’的情形下，這一政策容易導致企業主的浮躁心態。”晉江一位閑暇時寫詩的企業界人士向我力陳一些晉江企業“為上市而上市”的陋習，和上市後“大企業做小”、“小企業做大”等造假行為。
激勵之下，晉江的上市公司難免良莠不齊。當地一位財務人士透露說，在他經手上市的當地企業中，財務報表需要推倒重來的公司大約占四到六成。
而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上市成本較低的證券交易所，對中國地方政府獎勵企業上市的舉措向來喜聞樂見，並通過各種渠道眉目傳情。
事實上這些交易所時有尷尬，如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一方麵對中國概念夾道相迎，另一方麵又為掛牌的中國企業頻繁鬧出醜聞懊惱不已。
但王良星信心滿懷。不過他有時也會流露出對資本市場基本遊戲規則的陌生。2009年11月9日，利郎發出的一紙澄清公告稱：“近期投資會議中，管理層對利郎業務表現的評價及對未來的展望，不代表公司對有關截至2009年12月底業績的估計或預測。”
分化進行時
當九牧王等龍頭企業上市受挫時，利郎的“後發先至”給晉江企業帶來了不少的震動。而當更多的服裝企業急於上市融資時，先行者們則希望走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