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因為利郎上市後股價即跌破了發行價，也許是對於資本市場的新鮮感，王良星近乎偏執地關心著自己公司的股價。以至於他“現在和朋友們打牌、喝茶的機會少多了”。
他是一位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身材保持得不錯的中年男人。草根出身，但總是一身時尚裝扮。不過你若問他，將來如果有一天賣掉了家族企業，會不會移居巴黎等時尚之都時，他會連忙搖頭：“不可能的啦……充其量到香港或澳門！”
企業上市，這是王良星20年前無法想象的事。1988年，26歲的小夥子王良星到北京撈世界，在一家四合院遇到比他還要小8歲的同鄉、後來的安踏董事長丁誌忠。20年後，安踏和利郎的年銷售額分別為46億元和11億元，前者儼然成為晉江運動品牌企業的一介標杆。
安踏於2007年7月在香港成功掛牌後，丁誌忠鼓動王良星也加入到資本陣營中來，並把曾在安踏任首席財政官、後來幫自己做財務顧問的倪忠森介紹給了王良星。
事實上，此前一年王良星已在醞釀上市，同時也聘請了一家機構做顧問，當丁誌忠推薦倪忠森時，他不假思索地請原先的機構出局，然後把倪忠森的恒潤國際視為座上賓。“王良星、丁誌忠兩人的關係密切和信任程度可見一斑。”倪忠森對我說。
這也是晉江富豪們圈子文化的一處注腳。事實上，除了王良星與丁誌忠這種“故交”之外，一些在產品線上存有競爭的企業老板們，同樣在私底下談笑風生——譬如丁誌忠發起在晉江紫帽山圈下幾十畝地建造的一座農場，股東就有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業的掌門人或少帥。
晉江企業家喜歡抱團的特點，早就體現在他們過去相互模仿營銷手段、集體創牌的行動中，而現在，在企業上市的問題上，他們也有著同樣的熱情。
當初安踏上市時，丁誌忠就曾在內部高層會議上說，上市是“綠色工程”，誰阻礙上市誰下台！
在這種上市衝動的驅使下，晉江企業選擇的上市地點可謂五花八門，譬如2009年除了361度、利郎和匹克在香港上市外，還有鴻星沃登卡在韓國掛牌，至和織造在新加坡掛牌，星泉鞋業甚至選擇了馬來西亞！
“要麼當領頭羊，要麼做乞丐”
當蜂擁上市與“綠色工程”聯係到一起的時候，無論從哪個角度考量，這個隱喻似乎都不失精辟。
“上市可以使企業運轉更規範、更透明，也算兌現了對高管的激勵。”王良星說。
前半句是“普適句式”，而後半句就未必可以嫁接到所有的上市公司了。王良星的戲劇性風格再一次顯現——他的太太經常抱怨他給的“零花錢”太少，而對利郎高管卻分外慷慨。比如利郎副總裁潘榮彬，當年是一家年利潤20多萬元的利郎專賣店老板，如今持有3％的公司股份，市值約1.4億元。
“我在一個類似‘移民城市’的組織裏，嚐到了‘高薪養人’的甜頭。”他說。
不過，拚命三郎的代價是不菲的。潘榮彬告訴我，在接受億元市值的股票之前，他的妻子由於無法忍受其不分日夜的工作方式，一怒之下選擇了離婚。
而“綠色工程”同樣也可隱喻為，在合適的時機上市，不但可以在資本市場圈錢，還可以獲得政府的“紅包”，更重要的是，可以將自己過去不太拿得出手的曆史“洗白”。
“這其實涉及晉江民營企業的原罪話題，”倪忠森說，“這一群體要麼是遇到資金困難後試圖豪賭解困，要麼希望結束過去遊走在混沌的遊戲規則邊緣的日子。”
豪賭幾乎是晉江商人的天性。不但是上市，慣常的商業決策也無處不見豪賭的影子。丁誌忠當年請孔令輝做代言人，“機”從“危”中來，最後賭了個鹹魚翻身。
王良星同樣曾是一位“賭徒”。王良星於2002年遇到了一道幾乎邁不過去的坎兒，幾乎彈盡糧絕，剛提出不久、日後成為其立足之本的“商務休閑男裝”概念就要成鏡花水月。王良星決定孤注一擲，到這一年3月28日的北京服裝展會上做最後一搏。
這一天，利郎企業史上“最真實的荒誕”一幕出現了，在北京昆侖飯店近百平方米的豪華展位，代言人陳道明的走秀轟動全場。“整個服裝界的感覺是一匹黑馬出現了，我們的加盟商一下子從80多個增加到120多個。”利郎副總裁胡誠初對我說。
彼時利郎欠債已超過3000萬元，展位又要耗費近200萬元，簽下陳道明數百萬元，錢從何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