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今的財富現象更加複雜和吊詭。按說經曆過全球金融危機的大曆練之後，民營富豪們應當心存敬畏，三思後行。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無論是企業家本身的訴求，還是因為券商和PE們的慫恿，“想盡一切辦法上市”成為坊間的時髦口號，大有“末日狂歡”的景象。
有人會“申辯”說，當“國進民退”之趨勢愈演愈烈，資本杠杆是僅有的可與國有資本博弈的工具之一了。此話理不糙，也是“狂歡”注腳之一。典型代表人物如日照鋼鐵董事長杜雙華，他借道香港上市公司開源控股，通過注入資產成為其第一大股東，以抗衡山東鋼鐵的並購——事實上開源控股董事會主席胡翼時的背景本身就具有威懾作用。
病夫治企
法國記者皮埃爾·阿考斯和瑞士醫學博士皮埃爾·朗契尼克於20世紀70年代合作出版了一本名叫《病夫治國》的暢銷書。人總是要生病的，他們正是從醫學、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視角出發，觀察病中的羅斯福、希特勒、赫魯曉夫等各國元首們是如何執政的，以及其對國家命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為本書所選取的20多位人物（除第五章的人物群像外），借用了“病夫治國”這一概念，即從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將這些企業家當作“病夫”加以剖析。
德國心理學家弗裏茲·李曼（Fritz Riemann）將糾結中的人格分為四種類型：憂鬱、分裂、強迫和歇斯底裏（見上圖）。相對應的，本書第一章提到的吳亞軍、張茵、陳發樹、杜雙華、李兆會、何鴻燊以及本文伊始提到的李鋰等“首富們”，他們皆是憂鬱人格。用李曼的話來說，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做自己”。
他們的財富驚人，但是沒有安全感和歸屬感，他們大都謹小慎微，忍耐力極強，但是害怕被孤立和不受保護。
“要麼擔任另外一個人的護衛，要麼讓那個人擔任自己的護衛”，李曼說。我覺得這句話特別適合上述每一位“首富”。張茵的“那個人”是她的丈夫劉名中，陳發樹的“那個人”是唐駿，杜雙華的“那個人”是胡翼時，李兆會的那個人是魯偉鼎、馬雲等帶他一起玩轉資本的人……
本書中第二章提到的黃宏生、牟其中、蘭世立、汪遠思、闞治東、張鍇雍等“失意者”皆是分裂人格。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把自己交出去”。他們都是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企業家，習慣以自我為中心，堅韌、敏感、好猜忌、特立獨行，但他們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給“藏”起來，於是四下搜尋保護措施。可惜，這幾位大佬大都進了（過）監獄，最近一位進去的是有新加坡國籍的蘭世立。當然，監獄對他們的分裂人格改變甚大，特別是黃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