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比蕭珊大13歲，對蕭珊如父如兄，極盡嗬護。巴金說：
“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不到20歲，對她的成長我應當負很大的責任。”他愛蕭珊，但更關心她的成長，尊重她的選擇。據朋友說，有一次蕭珊興衝衝來找巴金，不一會兒從樓上下來，淚流滿麵。朋友關心地問蕭珊：“李先生欺負你啦？我去找他算賬。”蕭珊不好意思地說：“我爸爸要我嫁給一個有錢人，我來請他決定，他卻說，這件事由你自己考慮。”這時巴金跟過來，剛才的話他全聽到了，解釋說：“我是說，她還小，一旦考慮不成熟，會悔恨終身的。如果她長大有主見了，成熟了，還願意要我這個老頭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顯然，這裏含著更深的愛。蕭珊自然更加感動。
從蕭珊的成長考慮，巴金一直關心她的學業。1939年夏天，蕭珊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外文係讀書。送走蕭珊，巴金獨自留在上海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長篇《秋》，待《秋》寫完、付梓，已是1940年7月，巴金便匆匆離開上海，經河內轉昆明去看蕭珊。以後的日子他們仍是時聚時散，“分散了又重見，相見後又分別”，因為蕭珊還在讀書，而巴金則為了創作和文化出版事業不能不四處奔走；但他們的心是係在一起的，而且越來越緊密，不可分離了。我們仔細看看巴金當時行蹤的“路線圖”就可以知道，在那個時期，他的行動路線始終是圍繞著蕭珊在兜圈子呢！
幸福的時刻終於來到了。蕭珊在西南聯大畢業後，1944年5月，他們在貴陽郊外的“花溪小憩”旅行結婚。那年巴金40歲，蕭珊27歲，都是“大齡”了。從1936年他們開始相識、相愛，到這時已經過了整整8年，歲月的磨洗和凝煉使他們的愛情更純淨、更透明。結婚那天，他們沒有舉行任何儀式，沒有辦一桌酒席，隻他們兩人“在暗淡的燈光下從容地夾菜、碰杯”，悄聲地談著過去和未來。靜靜的群山和急急的流水為他們的愛情作證。
結婚以後他們先後到了重慶，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門市部樓梯下七八平方米的小屋裏”住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分離。
新中國成立後，巴金和蕭珊的家庭生活平靜而幸福。巴金主要還是寫作，也有一些相關的文化活動；而蕭珊，除了教養子女，主要是做巴金的助手，幫他處理信件、資料以及接待朋友和來訪者等等。對蕭珊來說這並不是犧牲，因為巴金的事業也就是她自己的事業。此外她也搞些翻譯，她所譯的普希金、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的小說文筆流暢，細膩優雅，頗具獨特風格。巴金說：
“她比我有才華，卻缺乏刻苦鑽研的精神。”也許就是這個原因，所以就其才力而言，她翻譯的作品不多，成就不算很大，但這似乎並不重要；對她來說比什麼都重要的是：作為巴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生活得充實而幸福。
而對巴金來說，蕭珊則不單是一般人家所謂的妻子和孩子的母親，而且有著遠非尋常可比的特殊的意義：
她是他的讀者，他的朋友，他的創作的忠誠的守護者；她是他的知音，他的靈感，他的事業的最可信賴的合作者；她是他的青春，他的幸福，他的愛，他的心靈的熾烈的火光。
總之，她和他一切都是相通的。如巴金所說，她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最重要、最珍貴的一部分！
在人生旅途中，巴金與蕭珊共同度過了漫長的歡樂和艱難的歲月。最後在“文革”期間，當巴金遭受嚴酷迫害和精神摧殘的時候，她是他的安慰，他的勇氣，他的唯一的生活的支柱；同時她也是這種種迫害的見證人，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犧牲者。因為有蕭珊，巴金不僅在青年時期生活得更幸福，多了幾分浪漫和傳奇，而且在後來有蕭珊陪伴的所有日子裏，都生活得更充實，更堅強，更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