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新的形象在《家》中具有雙重意義。一是與覺慧對比，使人清楚地看到當時知識青年的兩種性格，兩種人生追求。如果說覺慧啟示你“應該怎樣走”，那麼覺新就是要告訴你“不該怎樣做”。這個對比應該說具有警世的意義。二是與高老太爺對比，作為封建大家庭的末代繼承人，覺新已經沒有了爺爺的權勢和財富，也沒有了爺爺那種頑固不化的一整套封建觀念，新時代的影響和在大家庭中所受的傷害使他甚至同樣憎恨這封建家庭，以至最後發狠地說這個家中早該“出個叛徒了”，並支持覺慧離家出走。這個結局深刻表明以高家為代表的封建製度真是走到了末路。這兩個方麵都有力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題。
巴金說：“我的創作方法隻有一樣：讓人物自己生活”。這也是一般的創作原則，因為作品所要表現的一切，歸根結底是要通過人物的活動來說明。巴金在《家》的創作中著重是寫人物，並讓他們各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通過人物鞭撻製度，表達愛憎。《家》中所寫到的各色人物不下六七十個，由他們構成一個像生活本身一樣真實的社會。其中，高老太爺作為沒落的封建家長的代表，覺慧作為封建家庭的“大膽而幼稚”的叛徒，以及覺新那種矛盾的、軟弱的、悲劇性的兩麵性格，都具有深刻典型意義，幾十年來他們的名字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種符號，被人們廣泛應用。另外一些人物，如鳴鳳、梅表姐、瑞玨以及馮樂山等，也都具有各自的思想性格，栩栩如生，為讀者所熟悉。這是《家》成功的重要標誌。《家》的結構藝術也有特點，既集中而又單純，全書以覺慧與鳴鳳的戀愛悲劇和覺新與瑞玨、與梅之間的婚姻、愛情糾葛為主線，以這兩樁最能打動人心的故事串起家庭和社會矛盾的方方麵麵，把封建家庭的罪惡和衰落過程自然地穿插其間。因而全書雖然頭緒繁多，矛盾複雜，讀來卻情境相融，緊湊流暢，有一種行雲流水的感覺。而《家》的語言風格則是簡潔、明快、坦直、熱情，直抒胸臆，以情動人，不求含蓄蘊藉，隻求便於溝通，表現了青年人的單純和爽朗。這也正是巴金前期創作語言風格的突出表現。所有這些都使得《家》成為巴金前期創作中最優秀的作品，也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表現同類題材的長篇傑作。
最後還要說明，當初這部作品在上海《時報》連載的時候並不叫《家》，而叫《激流》。因為作者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構思，當他落筆的時候，他的著眼點已不隻限於某個家庭，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更廣大的社會。他看到在“五四”後的中國大地上，正經曆著一場劇變，一股勢不可當的生活激流奔騰向前。這是一股時代的激流，曆史的激流，它將無情地摧毀一切舊的勢力和傳統，也將給奮進的青年帶來希望和新生。《家》中的高公館便是在這股激流的衝蕩下迅速衰落下去，而年輕的叛逆者也在這激流中學習遊泳，日漸成長。這是一種必然的曆史趨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它”。這是巴金以生動的形象所揭示的一個嚴峻的生活真理，也是在這裏，作者為小說展開了廣大的時代背景。正是由於這個原故，小說最初在報紙上連載時題名為《激流》，作者是想在這個題目下寫一部“封建大家庭的曆史，寫出這個（在生活激流衝蕩下）正在崩潰中的地主階級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但在這本小說結束時由於還沒有將全部故事寫完，而主要是寫了高家的盛衰，所以在1933年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時，作者將它改名為《家》，算是整個故事的一個段落；並預告還將有它的續篇，這就是後來的《春》和《秋》，它們和《家》一起共同構成了一部20世紀中國封建大家庭的衰亡史，其總名就叫《激流三部曲》。不過，《春》和《秋》的問世與《家》相隔有七八年之久，都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完成的，應該屬於巴金後一個時期的創作，這裏就不作評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