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太爺如此專橫殘暴，目的在於維護他的家庭，使這罪惡的製度萬世長存，但這美夢注定是要破滅的。為了宣告這種罪惡製度的死刑，為了寫出封建大家庭的滅亡命運，巴金在創作中首先從高老太爺開刀，著重寫他的自掘墳墓和自食其果。從作品中我們看到，高老太爺一生慘淡經營，得到的主要是兩樣東西，即金錢和權勢，這是他過去行為的結果，也是他期望這個家庭今後能“一天天地興盛發達下去”的依據。他用金錢供養兒孫，使他們整日過著閑懶、奢華的生活；他用權勢壓製反抗，以維持其家庭的秩序和他的專製地位。然而，由於時代不同了，這一切都引出了相反的結果。正如巴金所說，高老太爺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錢隻會促使兒子們靈魂的墮落，他的專製把孫子們逼上革命的路”，從而從根本上摧毀了這個家庭存在的基礎，把它推向絕路。從作品中我們看到，克安、克定等就是用高老太爺給他們積下的金錢，賭博、嫖妓，胡作非為，直到後來偷竊和變賣家產，從內裏把封建家庭掏空。金錢隻養出了一群蠹蟲和敗家子，封建家庭首先就敗在他們身上。而另一方麵，高老太爺的權勢和他的專製則加劇了青年一代（孫子輩）的反抗和鬥爭，使他們更堅定地同封建家庭決裂，並使他的權勢最終失去威力。作為封建家庭和封建製度的象征，高老太爺最終心力交瘁，一命嗚呼，他一手建立並竭力維護的封建家族製度，也隨之土崩瓦解。
通過高老太爺的形象，作者以雄辯的邏輯向人們揭示，金錢和權勢作為封建統治的象征和“命根子”，恰恰也正是要它命的東西。高老太爺們的一切努力和掙紮，隻是在“自掘墳墓”。這是已經腐朽的封建階級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作者正是從這種內在矛盾中揭示了封建家庭和家族製度的崩潰命運，不僅內涵深刻、感人，也使高老太爺這個人物獲得了高度的典型意義。
在《家》中，與高老太爺等權勢者形成尖銳對立的是這個家族的第三代，即年輕的一代，就是“立誓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建造新的生活”的一代人，其主要代表是覺慧。覺慧是在“五四”浪潮激蕩下迅速覺醒起來的青年，《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裏的新思想像火一樣點燃了他的激情，照亮了他眼前的世界。他大膽地衝出家庭的高牆，積極參加社會鬥爭，熱心辦刊物，寫文章，猛烈抨擊“社會的黑暗和政治的黑暗”，表現了五四青年的蓬勃朝氣和獻身精神。在高家，他首先在認識上是最清醒的一個，他第一個看出了大家庭腐敗沒落的趨勢，認識到“爺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個家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同時他也最早認識到封建家庭“是埋葬青年理想和幸福的墳墓”，決心不再做封建製度的繼承人，而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爭過來”。所以在行動上，在家庭的反封建鬥爭中，他總是站在最前列。他反對大哥覺新的“作揖哲學”和“不抵抗主義”。他信奉的是另一種人生哲學：“不顧忌，不害怕，不妥協”，並以此鼓舞自己和同伴們“向惡劣的環境鬥爭”。尤其可貴的是他敢於蔑視以高老太爺為首的專製家長的權威，並敢於針鋒相對地同他們進行抗爭。在高老太爺生前，他不顧爺爺的反對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公開支持覺民抗婚；在高老太爺病危之際，他堅決反對請神驅鬼的迷信活動，在高公館一派陰森的氣氛裏，獨自一人同全體封建家長和封建習俗開戰；在高老太爺死後，他又反對把將要分娩的瑞玨搬到城外去，並竭力說服覺新改變一味屈從的習性，勸他為嫂嫂的生命安全起來抗爭。所有這些都生動地表明他是封建家庭的一個“大膽的叛徒”，一個五四新人。像作者所預期的那樣，他給人帶來了希望，帶來了“新鮮空氣”；特別是他最後的離家出走，奔向社會鬥爭的廣闊天地，對當時青年曾產生深刻影響。
還應該看到，在巴金筆下，覺慧並不是一個完美的英雄，而是一個初次上陣的戰士，他的幼稚和軟弱也是明顯的，這在他同鳴鳳、同爺爺的關係上都有所表現。其實，這正是作者的深意所在。因為覺慧同覺新一樣也是在封建家庭長大，他不可能不受到這個家庭的影響，不可能完全沒有瓜葛。作者揭示出他的這種軟弱和不足，正是希望他從“幼稚”走向成熟，由軟弱變得堅強。在這裏，作者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人物也顯得更真實可愛。
在高公館年輕一代的三兄弟中，作者用力最多的是大哥覺新。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也是一個有真實依據的人物，他的原型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巴金對他愛得最深，也為他痛心最深。
《家》最初就是為他而寫的，目的是要使他猛醒，把他從深淵的邊緣拉回來，並通過他的遭遇給更多的人以警示。巴金說：“正因為覺新那樣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爺才能夠橫行無阻。我除了寫高老太爺和覺慧外，還應當在覺新身上花費更多的筆墨。”事實正是如此，巴金在這個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筆墨，藝術上也取得了更大成功。這是一個性格複雜而獨特的人物形象，是一個清醒地認識到舊製度對自己所加的戕害，而又逆來順受的悲劇典型。他處在封建家長與叛逆青年兩種勢力之間，大家庭裏的各種矛盾都同他有著密切的聯係。作為五四時代的青年，他也曾萌生過理想和追求，渴望自由和個性解放。他看到了大家庭裏的矛盾和鬥爭，有自己的不平、不滿和憤恨。但是，在封建禮教的束縛下，傳統的“作揖哲學”和時髦的“無抵抗主義”磨掉了他青年人的銳氣，也化解了他心中的怨憤和不平，安於做封建家庭的孝子。在父親去世後，他作為“承重孫”不情願地挑起大家庭的重擔，從而也肩負起維護封建秩序的職責。這使他成為“一個有雙重人格的人”。他成為高家兩種勢力爭奪的焦點，雙方都在對他施加壓力。這使他常處於兩難的境地，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麵為封建家庭的沒落感到悲哀，另一方麵又從內心同情覺慧、覺民這些給封建家庭拆台的叛逆者；一方麵屈從專製家長，有意無意地傷害了別人，另一方麵他和他的親人也同樣遭到傷害，成為一個犧牲品。他始終任人撥弄，一味敷衍，按照別人的意旨行事，“含著眼淚忍受了一切不義的行為”，自己則付出了更大的犧牲：犧牲了理想，犧牲了前程，犧牲了愛情，犧牲了至親骨肉，最後自己也隨著大家庭的崩潰走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