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長篇小說《家》
從1930年夏秋之間開始，巴金的創作開始逐漸進入一個高潮，或者說是他創作中的第一個高峰期。在一係列的短篇小說之後，開始寫《滅亡》的續篇《新生》。轉過年，1931年春天，在繼續寫作《新生》的同時，又應上海《時報》之約為該報寫連載長篇《激流》（正式出版時改名為《家》），這前後又穿插寫了《愛情的三部曲》中的《霧》和《雨》以及中篇小說《海的夢》和《砂丁》等等。到1932年秋天，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先後寫了十來本小說（翻譯和散文除外）。真是一些值得紀念的日子！在那段時間裏，寫作成了巴金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可以說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回顧那段時間的生活狀況，巴金用的最多的說法就是“日也寫，夜也寫”，他生活的地方成了寫作車間，他本人成了寫作機器，隻見機輪飛轉，一篇篇作品相繼出世。這裏我想引用巴金的一段自述，借以為他當時的生活和寫作狀態存照。在《寫作生活的回顧》一文中他曾寫道：
翻過來就是1931年。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時間幾乎完全花在寫作上麵。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著我的心，寂寞咬著我的腦子，眼前是無數的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的自己的痛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停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在這些白紙上麵。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麵前是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麵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裏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的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筆來傾訴他們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麵坐（按：
“坐”字原本為“蜷伏”，似更形象）在那裏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麵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的第一部），十萬字的《新生》（《滅亡》的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裏麵的短篇小說。巴金後來在日本的一次演講中，回顧自己50年的文學生活，引用了上麵這段話，並在末了加了一句，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多麼生動的圖畫，多麼感人的景像！熱烈，昂揚，奮發，專注，一往無前的精神，橫掃千軍的氣概：這就是年輕的巴金在寫作，是他在第一個創作高潮中的典型畫麵。
長篇小說《家》，就是這次創作高潮中的傑作。
1931年，巴金27歲，正當青春年華。
他用熱血澆灌自己的青春，用創作揮灑自己的激情。《家》是青春和激情的絢麗花朵。
《家》的創作有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
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李堯枚到上海來看望巴金，兄弟倆久別重逢，互訴衷腸，有說不完的話。大哥常對巴金說起過去的事情，巴金也因此而想起少年時期在大家庭中生活的許多往事。其間，巴金對大哥說到想寫一部《春夢》，並準備拿他做主人公。起初大哥以為他是在開玩笑，並不當真。但巴金卻認真起來，特別是“拿大哥做主人公”這個想法使他非常興奮，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他說：“那個時候我好像在死胡同裏麵看見了一線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還有一個有聲有色的背景和一個豐富的材料庫。我下了決心丟開杜家的事改寫李家的事。”在這裏，確定以大哥做主人公，明確寫大哥那種性格的人，使人物有了依托；而“丟開杜家的事改寫李家的事”，則使構想中的整個作品有了豐富的資料來源和真實的生活基地。在從《春夢》到《家》的醞釀過程中，這是一次深化，也是在藝術上跨向現實主義的一個轉折。
但是，當時巴金的創作還處於歸國後的低潮期，勃勃雄心屢遭挫折，上麵的想法仍隻能暫且擱在心裏。
過了幾個月，1930年春天，巴金給大哥寫信，又談起《春夢》，以及擬以李家作背景和以大哥作主人公的想法。這一次大哥認真了，他在回信中感慨地說：“《春夢》你要寫，我很讚成，並且以我家人物為主人翁，尤其讚成……我自從得到《新青年》等等書報讀過以後，就想寫一部書，但是我實在寫不出來。現在你要寫，我簡直喜歡得了不得。希望你有餘暇把它寫成罷。”大哥的讚同和支持給了巴金很大鼓勵。抓住“李家”這座“材料庫”，他一步步向裏開掘，一層層挖開自己的“記憶的墳墓”，眼前又閃過往日那一幅幅驚心動魄的生活畫麵：他又看到了那個自己曾在其中生活19年的等級森嚴的封建大家庭，看到了它在禮教掩蓋下的凶殘和罪惡，多少人在那裏作威作福、淫逸、墮落，又有多少人在那裏受苦、呻吟、掙紮、死亡。巴金說，“為我大哥，為我自己，為我那些橫遭摧殘的兄弟姊妹，我要寫一本小說，我要為自己，為同時代的年輕人控訴，申冤。”他說他要通過這部小說傾訴他的愛和恨，要撥開像他大哥那樣一些人的眼睛，讓他們知道自己“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裏”。不僅如此，他還明確地認識到，“我不要單給我們的家族寫一部特殊的曆史。我所要寫的應該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曆史。這裏麵的主人公應該是我們在那些家庭裏常常見到的。我要寫這種家庭怎樣必然地走上崩潰的路，走到它自己親手挖成的墳墓。我要寫包含在那裏麵的傾軋、鬥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年輕的生命怎樣在那裏受苦、掙紮而終於不免滅亡。我最後還要寫一個舊禮教的叛徒，一個幼稚然而大膽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給我們帶進來一點新鮮空氣。”從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心中，由《春夢》開始孕育並終於脫胎而出的一部小說已經成型，已經呼之欲出：《家》的主題確定了，人物有了，而創作的激情也開始在作家胸中激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