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巧就在這個時候，上海《時報》通過朋友向巴金約稿，請他給該報寫一部連載的長篇小說。盡管當時巴金正在寫中篇小說《新生》，還有另外幾個短篇要寫，但他預感到這是一個機會，便立即答應下來，並迅速寫出了《總序》和小說的前兩章交給報社。1931年4月18日起小說開始在《時報》連載，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成都老家來的電報，說大哥在頭一天去世，死因是“陷於矛盾而不能自拔”，服毒自殺。對巴金來說，這是個晴天霹靂！罪惡的封建製度又活活吞噬了他一個最親的親人！巴金感到心中的悲憤更大了，他把滿腔的憤怒和憎恨全部凝聚在筆下，矛頭直指罪惡的封建製度。在隨後寫出的篇章中，主題更加鮮明，情感也更加峻急，他說：“我要向一個垂死的製度叫出我的‘我控訴’！”長篇小說《家》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寫成的。
《家》的故事是以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大家庭“高公館”為舞台展開的。巴金以李氏家族為底本塑造了高氏一家。當然，這裏巴金所寫的並不是自己一個家族的“特殊的曆史”，而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曆史”，是一個典型。巴金說，“川西盆地的成都當時正是這種家庭聚集的城市。在這種家庭中長一輩是前清的官員，下一輩靠父親或祖父的財產過奢侈、閑懶的生活，年輕的一代卻想衝出這種‘象牙的監牢’。在大小軍閥割據地方、小規模戰爭時起時停的局麵下，長一輩的人希望清朝複辟；下一輩不是‘關起門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年輕的一代卻立誓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建造新的生活。”《家》中的高公館正是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僚地主家庭，其中的三代人正好與上述那種官僚地主家庭的三代人相對應。所以它是當時“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是已趨沒落和衰亡的封建製度的一個縮影。在這裏，巴金使他的作品在創作上獲得了高度的典型意義。
作為封建大家庭的代表和封建製度的縮影，《家》中的高公館儼然像一個小小的封建王國。這裏有大大小小20幾個主子，幾十個供他們驅使、奴役的仆人、轎夫，尊卑分明，等級森嚴。最高一層的統治者是高老太爺，他是高家封建統治者的代表，也是封建製度和權力的主要象征。他年輕時是“前清的官員”，在官場上混跡多年，廣置田產，一手造就了這個大家庭和這份大家業，因而在家庭中也具有無上的權力，從來“用獨斷的手腕來處置和指揮一切”，任何人都得服從他的意旨和安排。正像他所說的那樣：“我說是對的，哪個敢說不對？我說要怎樣做，就要怎樣做！”這個人物的突出特點就是專橫、衰朽和冥頑。作品中直接寫高老太爺的篇幅雖然不多，但給人留下的印象卻很深刻。他像一具幽靈，無處不在，《家》裏發生的一係列悲劇事件，從覺新的輟學和斷送青春，到鳴鳳的投湖，最後到瑞玨的慘死，都直接或間接地與這位老太爺有關。鳴鳳被逼投湖死後，一向隨和的覺民曾感慨地說：“想不到爺爺那麼心狠！”的確，在這個道貌岸然的老主子身上確實有一股血腥氣，這是腐敗和沒落的封建製度賦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