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霧》裏，被陳真戲稱作“三個小資產階級女性”之一的張若蘭，是一位美麗多情的姑娘，而且也不乏熱情和勇氣。她遇到並愛上周如水實在是她的不幸。他完全配不上她。她的遭遇令人惋惜。作者後來讓她嫁給四川的一個教授，作了安分的教授夫人。這也許是她性格發展的一種歸宿，但在讀者看來，仍不能不感到遺憾。
《霧》之後是《雨》。作為《霧》的續篇，《雨》的故事發生在兩年之後的S地（上海），首先登場的仍是《霧》中出現過的人物，如吳仁民、陳真、李佩珠、高誌元等，作品仍是圍繞他們的愛情、理想、對事業的渴望與追求以及現實中的挫折和苦悶展開，而居於中心的則是吳仁民。像作者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粗暴的、浮躁的性格”，富有熱情，不停地在追尋，但缺乏實行的勇氣和毅力。開始他似乎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一切活動都離不開愛情。在《霧》裏，他為病中的妻子“哀愁”；到了《雨》裏，妻子死了，他的心失去平衡，熱情無處發泄，從而陷入痛苦與“可怕的寂寞”之中。他覺得所居住的城市“像一個大沙漠”，寂寞，無聊，幾無容身之所；他不滿意李劍虹那種書齋式的“革命”，甚至說“書齋隻會阻礙革命精神”；他更看不上張小川那種隻學到一點外國紳士派頭的洋學生。但他自己也整日泡在書齋裏，並不去做實際的工作，每天除了自尋煩惱，便是用激昂慷慨的空話打發日子。而一碰上可意的女人，便不顧一切地撲上去，還說什麼在女人的懷抱裏可以得到暫時的休息。這是自欺欺人的，因為除了空談他什麼事情都不做。這個人物的原型也是巴金的一個朋友，而且是好友，他說，“我的描寫是真實的。我把那個朋友的外表的和內心的生活觀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現得很忠實。他的長處和短處，他的渴望和掙紮，他的悲哀和歡樂，他的整個麵目在《雨》裏麵全露出來了。”巴金寫吳仁民確實是真實的，並不掩飾他的缺點，如在陳真死後他對革命前途的惶惑、恐懼，對鬥爭所表現的厭倦、逃避，他對女性的無休止的貪戀，以及他的“說大話做小事”甚至不做事的行為等等，都寫得生動具體，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足的是，作者對吳仁民的缺點或缺陷雖有所批評，卻缺少一種嚴厲的態度，缺少像在《霧》裏對待周如水的性格那樣的憎恨和鞭撻，多的倒是寬容和期待，並在最後讓他有了信仰，麵貌一新，成為一個新人。吳仁民的這個大轉變是不符合他的性格邏輯的，因而也減損了這個人物的認識價值和批判力量。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就是因為吳仁民的原型是作者的好友，他“始終愛護他”，不願使他受到傷害。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是作者的友情損害了他的藝術。
巴金說他開始寫《雨》的時候“心情十分惡劣”。在同時寫下的一段文字裏甚至還有這樣的話：“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個人心的沙漠裏我又過了一年了。心啊，不要隻是這樣地痛罷，給我以片刻的安靜……我要力量，我要力量來繼續奮鬥。”這是當時巴金心靈的一種自白，表明當時他的心境和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樣，是在矛盾、痛苦中奮鬥、掙紮，因而作品中隨處都可以感到一種陰鬱氣。但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巴金始終是進取的，昂揚的，堅毅的，在任何艱難的情況下，從未動搖對光明的信仰，從未停止奮鬥的腳步。他也充分地把他的這種信念和精神賦予了他的人物，傳達給他的朋友。所以他說：“我從沒有一個時候失去我的對於光明的將來的信仰”，小說中的陰鬱氣也“並不曾隱蔽了貫穿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正是為了表達這種希望，他迅速擺脫內心的矛盾和孤獨，以高昂的激情完成了《雨》，並接著寫出“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電》。
《電》最初題名為《雪》，寫了幾章以後才改名為《電》。按作者的解釋，是取電光閃耀，頭緒紛繁的意思，以便於讓前麵活動過的人物都能登場，閃現光彩，讓每個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歸宿。
當時巴金正在北平，住在燕京大學蔚秀園朋友家裏，環境十分幽靜，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已經在腦子裏活起來，所以寫作進度很快，隻用了三個星期便將小說寫完。他說：“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構思。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麵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裏冒出來那樣的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卻是別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個心靈都放在故事上麵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子裏活動起來，他們完全跟活人一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紮，歡笑，哭泣以至於死亡。為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小說，卻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他又說，在寫作中，“我仿佛在參加一場大戰。我好像一個將軍在調動軍隊，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創作出來的兵卒）一個一個地派遣到永恒裏去。我寫了雄和誌元的處刑，我寫了亞丹和敏的奇異的死。我寫完這部小說，我快要放聲哭了。”作者恨不能加入他的主人公們的戰鬥行列，而事實上他跟他們是生活和戰鬥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