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愛情的三部曲》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出現的巴金的第一個創作高潮中，《愛情的三部曲》是一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霧》（1931年7月）、《雨》（1932年8月）、《電》（1933年12月）三個連續性的中篇，並附有一個短篇《雷》（1933年10月），因為《雷》裏的人物、故事也穿插在這“三部曲”之中。在很長一個時期，巴金是很偏愛這些作品的，他說過，“我的確喜歡這三本小書。這三本小書，我可以說是為自己寫的，寫給自己讀的。……它們使我哭，也使我笑。它們給過我勇氣，也給過我安慰”。還曾深有感慨地說：“沒有一個讀者能夠想象到我寫這三本小書時所經曆的感情的波動。沒有一個讀者能夠想象到我下筆時的內心的激鬥。更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我是怎樣深切地愛著這些小說裏的人物。知道這一切的隻有我自己。”為了讓讀者了解他創作時的心境，他曾不厭其煩地寫下幾萬字的序跋，說明作品的創作經過和主旨，說明他的動機和愛憎，為人物及其命運進行申辯和解說，也為自己的創作思想和追求展開論爭。那麼，這是為什麼呢？在自己數量眾多的作品中，巴金為什麼特別珍愛“這三本小書”？
簡單的回答是：這同巴金在“這三本小書”中的思想和感情投入是分不開的。
自1928年底從法國回到上海，巴金一直是以職業作家和翻譯家的身份生活的。他租住在上海閘北寶光裏，心係國家命運和人民的苦難，勤奮地閱讀和寫作，如他所說的那樣：日也寫，夜也寫，把年輕的生命消耗在書本和白紙上。而同時他也有著廣泛的社會交往，身邊有眾多的朋友。他們大多和他有著相似的社會經曆和文化背景，也有著共同的誌趣和愛好，其中有作家、編輯、記者、醫生、小職員以及中學和大學教師等，基本上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他們當中有些人巴金早就認識，在他出國以前或在法國的時候已有交往，相知甚深；也有一些是後來陸續結識的新朋友，但均相待以誠。他們大多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充滿熱情並富有獻身精神，願為社會改造和被壓迫者的解放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不同程度地信仰無政府主義，並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從事帶有盲目性的社會活動和鬥爭，——他們把這稱之為“信仰”。巴金的這些朋友分布在上海、福建、浙江、廣東以及天津、北平等地，尤其是在福建晉江、廈門更為集中。他們不斷地邀請巴金前去作客，因而這些地方也便構成他行動的軌跡，這些朋友的生活和故事也往往成為巴金小說的題材。《新生》、《春天裏的秋天》等是如此，《愛情的三部曲》更是如此。
《愛情的三部曲》之所以受到巴金的特別偏愛，之所以特別牽動他的心，除了作品自身的因素以外，就在於其中有著作者投入更多的思想和感情，更直接地表現了作者自己和他的朋友們的生活、鬥爭以及他們之間的深厚情誼。如巴金所說，“這三本小說是為我自己寫的”，“在這裏麵我可以找到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說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麵活動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讀它們，就像同許多朋友在一起生活”，等等。既然如此，巴金對它們特別青睞就不足為奇了。
比如“三部曲”的第一個中篇《霧》就是這樣開始的：他的一位朋友從日本回來，同大家談起自己的戀愛故事，甚至說聞到了姑娘的“肉香”，成為朋友們的笑談。顯然他已陷入熱戀。巴金便從這裏開頭寫小說，當時的環境、場麵都寫得真實、具體。但是，從巴金對這位朋友的思想性格的深入了解，知道他決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太優柔寡斷，不可能做出認真的決定。於是他便沿著這樣的性格邏輯寫下去，寫他的猶豫不決，當斷不斷，害了別人，也誤了自己。後麵的故事已經離開了那位朋友，但卻抓住了這種性格的症結，攝取了他的靈魂。巴金說，他這樣寫的本意是想給朋友一個忠告，“讓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麵目”；但寫下去，“憎厭就慢慢地升起來……那樣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愛這個朋友，但是我不能寬恕他的性格。我寫了《霧》，我挖出了一個朋友的心”。而正是這一點成為《霧》的主題和作品成功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