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第一稿完成之後，巴金準備接下來寫一個短篇。1932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在稿紙上信手寫下小說的題目《海的夢》，隨後便開了頭：“我又在甲板上遇見她了，立在船邊，身子靠著鐵欄杆，望著那海。”這是小說的第一句。下麵怎樣展開，他還沒有細想。他說：“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過什麼題材，寫怎樣的故事。我應該怎樣往下寫，我也沒有想過。我隻有一個想法：寫海，也寫一個女人。就隻有這麼一點點。”這似乎也是巴金的一種習慣，他的不少作品就是這樣開頭的：下筆時有點漫不經心，寫下去，作者的感情注入進去，隨著回憶、聯想、想象，人物和故事便漸漸來了。這一次促使他拿起筆的，主要是一段海上的回憶，和彌漫心中的對愛和理想的執著追求。巴金在《海的夢》的序言裏曾經說到：“我愛海。我也愛夢。幾年前我在地中海上看見了風暴，看見了打在甲板上的浪花，看見了海的怒吼，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見著了那個想在海島上建立‘自由國家’的女郎了。”從這些話裏揣測，巴金對於《海的夢》的最初設計，可能是一個關於“建立‘自由國家’”的夢想，其中的女主人公大約是他所崇敬的俄國民粹派式的女革命家。然而，這個夢並沒能照他預想的這個路子做下去，小說剛寫了幾頁，巴金便應友人之約去南京遊曆。1月28日夜間，巴金返回上海，火車剛開到丹陽便停下來，“一·二八事變”發生了！日軍進攻閘北，火車被迫折回南京。那幾天是巴金心裏最焦灼的時候，他不能眼看著上海的朋友和同胞被敵人蹂躪而自己站在局外。他不顧友人勸阻，一定要趕回上海去。他說：“如果找不到機會犧牲我的生命的話，我至少也應該回到上海去經曆那許多人在這些日子裏所經曆的痛苦。”於是在戰雲密布中，他毅然乘船順江而下，直抵上海。此時他原來的住地閘北寶山路已是一片火海，戰事還在進行，“家”是回不去了。他隻好暫時住在步高裏朋友家裏，每天早晨出去找人打聽消息。3月2日夜晚，巴金知道日軍已完全占領閘北，他內心的痛苦達於極點。經過長長的不眠之夜，巴金決定繼續寫出《海的夢》，並把它由短篇改為中篇。但是，由於中間有了這樣一段不尋常的經曆，原來構想的那個“海上的夢”已“被陸地上的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因而如今這“夢”已不再是從前的夢，“這夢裏已經滲進了不少陸地上的血和淚了”。於是巴金就這樣寫下去，題目不變，海和女人也保留下來，但“夢”的內容卻是眼前的現實。關於當時寫作的情形，他說：
我每天寫幾頁。有時多，有時少。日本侵略者現在是“勝利者”了。不便公開攻擊他們，我就用“高國軍隊”來代替……不久閘北居民可以探望舊居的時候，我和索非進入“占領區”，經過瓦礫堆，踏著燒焦的斷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頭顱骨，一路上還看見侵略者耀武揚威和老百姓垂頭喪氣。小說中裏娜在“奴隸區域”裏的所見所聞就是根據我幾次進入“占領區”的親身經曆寫的。《序》上說：“有一次隻要我捏緊拳頭就會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實。那一次我一個人到舊居去拿東西，走過崗哨跟前，那個年輕的日本兵忽然舉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個耳光，他不動聲色，我也不動聲色。這樣“忍受下去”，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憤怒都放進我的小說。小說裏的感情都是真實的……小說就這樣完成了。巴金在序裏解釋說，這裏的夢其實不是夢，而是現實；這裏的海也不是夢中的海，而是血的海，淚的海。他說：
“血是中國人民的血，淚是中國人民的淚。我把我自己的血淚也滴在這海裏了。”又說：血淚的海是不會平靜的，它將化為怒濤，把那些侵略者和剝削者的歡笑淹沒。這該是讀懂《海的夢》和理解作者思想的一把鑰匙。
寫完《海的夢》，巴金便到福建晉江旅行，看望朋友，回到上海僅用一周時間便寫完了被他稱作“溫和地哭泣的故事”——《春天裏的秋天》。這篇小說是他這次旅行的一個收獲。
在晉江的時候，一位開書店的朋友告訴巴金，當地有一位生病的少女是巴金的讀者，希望他能過去看看，給她以安慰。巴金便同這位朋友一起到了那位年輕讀者的家裏。這是一個相當富裕的人家，少女相貌端正，病臥在床，景象淒然。麵對她所仰慕的來訪者，隻能作出默默的微笑，說兩聲“謝謝！”告別時卻滿臉淚水。據朋友說，這少女是因為父親逼她嫁給一個她不愛的男人，又不許她繼續讀書而發瘋的，已經陷於不治，——後來果然就這樣病死了。這使巴金無比悲憤，他說：“這位瘋狂的少女的故事折磨著我的心。我太熟悉了！不自由的婚姻，傳統觀念的束縛，家庭的專製，一句話，不合理的社會製度，摧殘了千千萬萬年輕的心靈。我說，我要替他們鳴冤。”當時他就決定寫一篇小說，“替瘋姑娘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