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連珠這一文體有較早認識的是西晉傅玄。傅玄《敘連珠》雲：
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曆曆如貫珠，易睹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傅玄此序已有明顯的文體意識。“連珠”隻是一種形象的說法，一篇連珠，往往由多首組成，如陸機《演連珠》有五十首。每首簡短，含義明確。從形式上看，每首曆曆如連貫之珠，故曰連珠。就其質而言，傅玄所說連珠有三個方麵的特征：一是語言“辭麗而言約”；二是假象盡辭，所謂“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三是具有“古詩諷喻之意”的政教功能。三條中除了第一點外，第二、三點與賦體“托物言誌”的文體特征相符，故曆來有許多學者均將連珠視作賦體文學之一種。
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言：
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
又雲：
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勖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複邯鄲之步；裏醜捧心，不關西施之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
傅玄、劉勰所論差異有二：一是連珠體的創始者，傅玄認為是東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之作；而劉勰認為創始於西漢揚雄，沈約也認為“竊聞連珠之作，始自子雲”。二是在選文定體方麵，因傅玄早於劉勰，傅玄認為班固連珠“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而劉勰言“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認為陸機《演連珠》在前人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演”有“廣義”，故劉勰言“廣於舊篇”。這兩點差異與個人的審美與時代的不同均有關聯。但是在對連珠文體的闡述上，傅玄較劉勰明確恰當。
(一)連珠：文士政治理念與人生哲理的話語表達方式
唐前連珠，代有擬作。以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庾信《擬連珠》四十四首最為完整。總體看來，唐前連珠體主旨，兩漢魏晉多表現了文士的政治理念；南朝則多轉向人生哲理的表達，並同時出現豔體連珠，即以連珠體寫男女之情。
傅玄序雲“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認為創於班固的連珠體為受詔而作，這種特殊的身份決定了連珠體產生的政治背景。揚雄連珠，現僅存兩首，也都與政治理念有關：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不薦，善廢格而所排。是以岩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臣聞天下三樂，有三憂焉。陰陽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夭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聖明在上，祿不遺賢，罰不偏罪。君子小人，各處其位，眾臣之樂也。吏不苟暴，役賦不重，財力不傷，安土樂業，民之樂也。亂則反焉，故有三憂。
第一首言明君應盡顯天下賢才之理。第二首言達到天下三樂之道。雖是進言君王的，但也是揚雄政治理念的一種表達。而陸機《演連珠》五十首，賴《文選》得以完整保留本文所引陸機《演連珠》，其中政治理念的表達更為具體，多從君、臣、民關係著眼，涉及對理想君臣的政治期待，並表現出陸機的政治理想以及具體施政方針等，與政治教化密切相聯。總體說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反映了陸機對和諧的君臣關係的期盼，而這種和諧是建立在君臣各司其位的認識上的。如第一首雲“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認為君臣各司其職，恪盡職守，君王執信，天下才會和諧。又如第二首雲“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認為明君應度才授官，忠臣應量才受位。雖然陸機的君臣觀沒有脫離封建時代君為臣綱的總體框架，但已明確意識到在君臣關係上為君的職責，從而表現出陸機已不是單純地從君臣的倫理關係上而是從各自的政治角色給二者定位，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性色彩。
第二，反映了陸機對明君的政治期待。封建時代，君王聖明與否，不僅關涉百姓的生存狀態，同時也關涉文人士子的政治抱負能否實現的問題，因而，對明君政治角色的論述，在五十首中還是比較突出的。如從君王與百姓的關係看，強調要以民為本，如第六首言“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認為明君想百姓之所想，使百姓內心所想都能實現，這種政治理念平實但是非常高遠，又是一般君王難以實現的。而百姓一旦滿足了基本要求，就不會有非分之想，如第三十首言“王鮪登俎，不假吞舟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同時，強調君王施行仁政教化的重要性。如第八首言“萬邦凱樂，非樂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認為君王治理天下應以仁德而非威嚴，隻有這樣才能“玄晏之風恒存”(二四)，即教化禮樂，功在百姓，所以才能長久流傳。在具體的施政方針上，強調統治者應該務實，如第九首言“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執政者不能蹈虛，強調務實的重要性。第十八首言“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也是強調循言責實，反對務虛。同時又提倡統治者應該采取以小馭大、以簡馭繁的從政方略，如第十九首言“物有微而毗者，事有瑣而助洪”，就指出了小事俾大的重要性。因而，統治者就應該見微知著、以簡馭繁，如雲“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三六)，“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四六)，“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三四)等等，都說明了采取這一方針策略的重要性。再從君臣關係上看，陸機認為明君應該因時製宜，積極納賢，如雲“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二七)。
而且納賢不隻是一種策略，同時應是君王必備的禮賢下士的從政態度，如第四十八首言：“臣聞虐暑薰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誌；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認為統治者不可用威勢改變人的氣節，從側麵說明了招賢納士應有禮賢下士的誠心。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君王必須應該營造一個賢才應時而出的氛圍，如第三首雲：“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後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認為賢才的出現並不是靠皇天後土的恩賜，而是靠明君營造的用賢氛圍，所謂“丘園之秀，因時則揚”，又雲“榮名緣時而顯”(十七)。而從賢才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對明君的期盼，如言“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岩，必辱鳳舉之使”(四)。賢臣一旦蒙受重用，一定會竭盡才智，為國效力，所謂“忠臣率誌，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十二)。因而，從“時遇”的角度，陸機認為“遁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三一)，隱居並非出於對獨處愛好的天性，而是因世道黑暗為保節操的不得已之舉。可見良好的時代氛圍是群賢畢至的重要條件。五十首中也多涉及昏君暗主的行為，從反麵說明對明君的期待，如言“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五)，寵近親信給國家帶來了災難，因而“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世之悲”(十三)的現象也會時常發生。
第三，對賢臣角色的政治期待。雖然陸機反複強調“藏器在身，所乏者時”(十)，對“時遇”特別強調，但是具體到個人來看，陸機對個體才智也非常看重，如言“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十一)，突出了才智之人不為時所困的主體性，表現出對個體才智的推重。對賢臣的節操，陸機更加推崇，如言“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士衛主，修身則足”(十五)，強調宰輔在朝不靠威勢而是靠修養折服敵國。又雲“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十四)，強調節操對於人臣的重要性。
總之，陸機《演連珠》五十首，以臣子的身份，從君臣、君民等對象化關係中闡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如強調仁政、以民為本、招賢納士、禮賢下士等思想，顯然仍屬於儒家思想範疇，賦予了五十首明顯的政治教化色彩。但是與政治說教有所不同的是，將這些思想作為定位君臣政治角色的重要內容，則又見出陸機超越倫理綱常的政治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