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騷體和賦體具有類型化的特征，七體可以說是最具代表的一類。七體在唐前創作也頗豐，據郭建勳先生統計，遺存四十七篇具體詳見郭建勳，當然其中多為殘篇或存目，完篇的僅有十篇。從曹植《七啟序》、傅玄《七謨序》、摯虞《文章流別論》、劉勰《文心雕龍·雜文》對七體的評論及蕭統《文選》立“七”體可以看出，創始於枚乘的七體，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是創作或評論都有相當的關注。目前研究界對七體體類形成、七體主旨變遷以及表達模式，多有論說。要麼以“模仿太過”，未加深究；要麼從文本本身閱讀得出枚乘之後唐前“七體”主旨由“問疾”諷諫向頌世“招隱”的主旨轉換的結論。筆者認為，七體代有繼作，模仿太過確是其弊端，但從七體的文學與文化功能角度來看，它所體現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與微諷是七體代有繼作的重要原因。但是七體的諷諫功能，在文本失卻具體曆史語境後，原初創作動機被遮蔽，以致形成後人不明語境的“誤讀”。本節旨在鉤稽史料，通過重要的例證闡發七體的諷諫功能以及以頌為諷的表達模式，以期對七體的文學與文化功能有一較為恰當的認識與評價。
(一)七體創作的曆史語境與諷諫功能再認識
就賦體體類而言，大賦、對問體賦在先唐史書中多有錄載，主要是大賦諸如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揚雄四大賦、班固《兩都賦》等，都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而對問體賦也是了解文士生存與心理狀態的重要文獻。史書為我們了解這兩大類賦體的創作時間和創作背景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有些作品當失去史書給我們提供的曆史語境時，單就文本本身閱讀，隻會得出與文本本身相反的結論，如揚雄四大賦、張衡《二京賦》就是顯例。
史書錄載唐前七體隻有西晉張協《七命》一篇，但一些七體作品如傅毅《七激》的創作背景還是有所載錄，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背景資料。此外，我們根據現存一些唐前七體文本，還是能找到七體創作的一些具體的曆史背景。
首先，我們看看枚乘《七發》本文所引《七發》。創作。作為七體奠基之作，《七發》創作時間與創作背景也有爭論，但是對其諷諫功能沒有不同意見，隻是在具體問題上諸如諷諫吳王還是梁王，是通過問疾諷諫膏粱子弟浮靡生活還是諷諫吳王謀反上稍有分歧。之所以對《七發》的諷諫功能沒有產生異議，主要得自於《七發》正式開導前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吳客針對楚太子的疾狀，已作出了診斷，並斷言“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又從正麵分析造成太子病疾的原因，就是身處宮室，耽於安樂，四體不勤，嗜欲過度，並指出根除太子“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誌”的最好辦法是“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也就是文中最後提到的諸子的“要言妙道”。“七發”前的這段正麵勸導，其實說明了《七發》主旨是戒膏粱子弟的奢華生活。後世人們對《七發》的諷諫功能的認識並無異義，關鍵在於“七發”前吳客與楚太子之間的對話具有實質性的指向，即前六事，都是包括楚太子在內的膏粱子弟們所追逐的生活，最後“要言妙道”治疾一事也是針對楚太子，並和前麵一段概括主旨的文字吻合。
枚乘之後，現存較為完整的七體作品是傅毅《七激》本書所引《七激》。傅毅此篇隻有六事而非七事，或不全，抑或並不著意於“六過一是”的固定程式。前五事涉及音樂、飲食、車馬、射獵、遊宴，最後一事是對“永平之世”的盛讚：
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群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曚。達犠農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跡。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
玄通子前五事對徒華公子的勸說都沒起到作用，唯最後一事，頌讚永平盛世，推崇儒學，使徒華公子“瞿然而興”，決定棄隱出仕。由此，傅毅創作此賦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勸諫隱士出仕，而是借勸諫隱士出仕，對顯宗求賢不篤進行微諷，這是漢賦“主文譎諫”的一種表達方式。如果沒有《後漢書》寫作背景的交代，我們很難從賦作本身了解傅毅創作此賦的良苦用心。傅毅《七激》對《七發》在人物設計及仕隱題材上的改變甚顯，也每每為人論及，但是其在主旨上仍然踵承《七發》對當世的諷諫，且表現出主文譎諫、以頌為諷的特征，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麵：其一，前五事的鋪陳，表麵上隻是針對不為隱者接受出仕的五個方麵加以表現的，但通覽全篇，這些鋪陳明顯地具有對當位素餐者的譏諷，也從一個方麵揭示了隱者所以隱居的現實根源，也構成對漢明帝永平之政的微諷。其二，對漢明帝求賢不力的諷諫卻是通過歌頌永平之政的方式正麵表現的。這兩點諷諫，在以頌為諷的模式下，因對帝王的直接諷諫變為以頌為諷的間接表達，因而極易造成頌世招隱的看法。由此，我們也就看到，與《七發》相較，傅毅《七激》主客對答之間的話語所指產生了兩個方麵的變化：一是《七發》中的“六事”，可以說是楚太子在內的膏粱子弟們所經曆的生活，而傅毅《七激》中的五事，卻不是隱士“徒華公子”所經曆的，可以說是現實官場的絕妙反映；二是，文章最後一段歌頌的“永平之政”，也不是現實政治的反映，而是理想的指向。兩個方麵的結合產生了傅毅《七激》文本主客對答所指與人物之間的遊移與分離。主客對答在文本中隻是一個虛擬的對話平台，其所表現的並不是對答者本身的問題，而是借此表達對當下政治的批判性的看法。可見，文本與具體曆史語境的脫離，很易產生閱讀的反效果，即以為《七激》等作品是頌世招隱的。
再如張協《七命》，這是史書全錄的唯一一篇七體作品。《晉書·張協傳》載：“於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本書所引張協有關資料及《七命》，此篇約作於公元300年前後，趙王倫擅政，張華、潘嶽、歐陽健、石崇等人因卷入政治風波先後被殺。張協“守道不競”，是對昏暗當世的主動離棄，其“擬諸文士而作”的《七命》，應該不存在什麼頌世招隱主題。文中至妙音曲、浩麗居處、壯觀畋遊、稀世神兵、天下駿乘、感官享樂六個方麵的渲染鋪陳，是西晉末年黑暗、動亂政治的反映，也是造成衝漠公子超世高蹈的現實原因。因而，文中第七事對晉朝清明聖世的美化，也就值得我們深思：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征，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玉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卻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文載鬱，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台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髫巷歌，黃發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於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煙煴，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這裏對“有晉之融皇風”的描寫正是西晉末年亂世所缺失的，因而這種頌世，我們可以說是張協的一種意念、一種理想，是借此對濁亂現實的嘲諷，但決不會構成對現實政治的歌頌，並借此表達招隱的主題。由此，衝漠公子聽後的反映也頗值得我們尋思：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餘雖不敏，請從後塵。”
這段文字可以說是點出了張協創作《七命》的真實用意。世人所貴的六事，實“非吾人之所欲”，也是促成士人隱居的重要原因，隻有實現了“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士人才會欣然入世。這種對清明盛世意念性的渴望，正是構成了對現實的批判與嘲諷。
綜上，七體創作的曆史語境對我們理解七體的諷諫主旨至關重要，文本對話指涉對象的遊離以及文本與曆史語境的脫離造成了我們對枚乘以後七體創作主旨理解的偏離，從而遮蔽了七體諷諫這一重要的文體功能。枚乘首創的七體，他留給後世效仿的是“六過一是”的表達模式以及七體的諷諫功能，這在枚乘以後的七體創作中始終得到延續。隻因時代的變遷及儒家主文譎諫表達方式的進一步滲透，在延續相同模式與諷諫功能的前提下，諷諫對象與主旨卻發生了非文本所指涉的變化。
七體是唐前賦體中類型化最為明顯的一類，從曹植、傅玄七體序及劉勰的評論來看，枚乘之後七體作家對此有著積極的認同。傅玄《七謨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言：“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曹植、傅玄及劉勰都認為七體創自枚乘，且自枚乘之後，唐前以“七”名篇的作品，儼然成為一體，這也是蕭統《文選》立七體一類的重要原因。可見，我們通過《七發》、《七激》、《七協》文本與曆史語境的相互關聯說明七體諷諫功能在《七發》後的延續，但更重要的是，這一解讀，對我們重新認識唐前失去創作曆史語境的其他七體作品的諷諫主旨、對我們走出單純閱讀文本產生的閱讀誤區，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二)七體諷諫功能的認同及曹植、蕭統等七體諷諫主旨
唐前七體代有繼作，其類型化特征說明唐前七體創作主體對七體諷諫功能有著積極的認同。創作主體的儒學背景、懷才不遇或身處亂世的生存境遇以及對現實政治的不滿或委婉批評，其中任何一種因素都足以促成創作主體對七體諷諫功能的認同並加以創作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