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從七體創作主體的儒學背景來看。自枚乘後，七體最後一事大都歸於儒學治國所形成的清明盛世的描寫，在七體作家看來，這是他們的理想，也是他們抨擊現實的依據。這些都可說明七體作為賦體的特殊體類，創作主體自覺地實踐著漢儒主文譎諫的話語表達模式。這一文體功能在東漢前期得到確立，與東漢七體創作主體的儒學背景及家族淵源頗有關聯，如桓氏家族、崔氏家族就是代表。沛郡龍亢桓氏家族創作七體者有桓麟、桓彬父子二人，《後漢書》卷三七有傳。桓麟乃漢初著名大儒桓榮曾孫，《後漢書》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世代為儒的家族背景，對兩個家族成員的七體創作的影響應是巨大的。東漢七體創作其他作者如李尤、張衡、馬融，雖無家族傳作七體的記載，但儒學背景與作賦諷諫的風格則是共同的。張衡、馬融已於上述，李尤，《後漢書·文苑傳》載其所作賦有相如、揚雄之風。劉梁著《七舉》，《後漢書·文苑傳》有傳：“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從時人評價看，其《破群論》具有孔子著《春秋》的春秋筆法。魏晉南北朝儒學顯然失去了獨尊地位，但是由於帝王統治的社會結構沒有改變，儒家思想在政治、家族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並依然影響到統治者、士人對社會理想與人生目標的構想。如西晉創作七體的傅巽、傅玄同為北地泥陽傅氏家族人物，具有深厚的儒學背景，其他如曹植、徐幹、王粲、應貞、杜預、成公綏、左思、陸機、蕭統等人，無不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不難看到七體創作主體對七體諷諫功能產生認同及積極實踐的儒家文化心理，七體諷諫功能及以頌為諷表達模式正是在儒家主文譎諫話語表達模式的熏陶之下得以確立並代有繼作。
其次，從七體創作主體生存境遇上看。西晉末年張協、左思、陸機及東晉湛方生等尤能體現七體創作主體懷才不遇、身處亂世情境下，運用七體諷諫功能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與微諷的創作目的。張協身處亂世“守道不競”下創作的《七命》，對現世的諷刺主旨已如上說，與張協基本同時的還有陸機、左思。《晉書·文苑傳》載王沈“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為時豪所抑，鬱鬱不得誌，乃作《釋時論》……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於裏閭。元康初，鬆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元康初，正是張協等人生活的時代，賈後專權，並漸漸拉開了八王之亂的序幕。由此可見，士人普遍對混亂不堪的現實開始失望，並在精神與實際行動上都產生一種退隱之風，閱讀張協兄張載《榷論》，我們可以感受到時人對清明政治與時代的渴望是多麼強烈，這強烈渴望的背後就是對現實政治的失望，從而產生出張協等人的表達諷諫主旨的七體作品。作為東吳名將的後代，陸機抱著誌匡世難的抱負入洛，但是在西晉八王之亂中沒有如張翰那樣適時歸隱，最終見讒被殺。陸機《七徵》通微大夫的六段陳述，前五段其實是世俗之人對出仕利益的看法，即具有優裕的物質生活待遇、享受聲色之樂以及高貴的社會地位，玄虛子最後答應出仕，並非出於這幾個方麵的考慮，而是通微大夫最後所說的聖明之君與清明之世。可以說，陸機《七徵》繼承傅毅以來招隱的方式，表達的並非招隱的主題，而是借此表達對盛世明君的渴望與對現實政治的微諷。與張協晚年“守道不競”十分相似，左思《詠史》八首也非常真切地反映了詩人由追求政治理想到對現實的批判最終走向歸隱之路的精神曆程。他的《招隱》二首，名曰“招隱”，其實表現了“聊欲投吾簪”對隱居的向往。東晉湛方生與陶淵明基本同時，其留存的詩賦基調也與淵明近似，主要表現對官場的棄絕與歸隱田園的樂趣。湛方生與張協等人異代同趣，其《七歡》雖不全，但我們可以想見，其創作主旨不會走向七體的諷諫功能的反麵而表現頌世招隱的主題。
最後想說明的是對七體諷諫功能與以頌為諷表達模式的認識，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現存的但失去曆史參照語境的七體作品的創作初衷，如對曹植、蕭統等人的七體創作主旨的再認識。
建安時代，留存的七體作品有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徐幹《七喻》(殘)及楊修《七訓》(傅玄《七謨序》提及)，要理解建安時代七體創作主旨，他們同題創作的背景及創作時間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六臣注文選》所載曹植《七啟序》曰：“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餘有慕之焉。也有“等並”二字，可證除王粲外，徐幹、楊修七體為同題共作。據俞紹初先生《建安七子集·七子年譜》，徐幹、王粲分別於建安十二年、十三年歸曹，楊修也約於此時前後為曹操所用，“總知外內，事皆稱意”。曹植建安十九年七月封為臨菑侯。那麼，四人在建安十九年七月之後，似更具有同題創作的條件。王粲於建安二十一年十月隨征孫權，至次年春軍中病逝，無緣與曹植等相與作文，所以，更確切地說，七體應作於建安十九年七月至建安二十一年十月之間。這正是曹植與曹丕爭奪太子之位的關鍵時刻。
從文本本身來看，曹植、王粲七體最後一段都盛讚當今，一是對曹操的歌頌，如《七啟》“鏡機子”言“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一是對以儒學治世的盛世進行了描繪，如《七釋》本文所引《七釋》，言“天下穆清，明君蒞位”、“製禮作樂，班敘等分”、“父慈子考，長惠幼恭。推畔讓路，重信貴公”、“四海之內，鹹變時雍”，這是隱士欣然出仕的重要原因。但是曹、王二人所推崇的選拔人才標準，在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與之相反的卻是曹操從建安八年就開始明令的突破儒家德行標準的唯才是舉，其精神實質的差異是顯見的。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曹植在描繪這番盛世圖景前對戰國時代四公子招賢納士的描繪，玄微子的態度是“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而曹操的求才令對賢士的招納，方之戰國四公子，其唯才是舉的擇才標準，對儒學的突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借古諷今，應該是明顯的。若此，那麼文中對清明盛世的推讚，對儒學文德的頂禮，以致使玄微子“願反初服，從子而歸”的言說效果，無疑說明了曹植心目中的聖世理想以及崇儒招賢的願望，與曹操的求才旨趣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七啟》針對曹操的求才令所發出的自己的政治見解，也是對曹操的求才過於唯才是舉進行了微諷，曹植不假雕飾的文人性格，在此又有所表露並成為他敗給曹丕的又一原因。徐幹、王粲對儒學的推崇以及楊修對曹植的擁戴，都是促成他們在曹植帶領下創作七體的重要原因。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再次頒布《舉賢勿拘品行令》，十月，立曹丕為太子。由此，我們不難窺見，作於此前的曹植等人的七體作品，其中的諷諫用意體現的不同政治思想，也應是促成曹操痛下決心立丕為太子及殺楊修的誘因之一。
南北朝現存四篇完整七體都作於梁代，單就文本本身來看，仍然沿用“六過一是”的表達模式，最後仍然是頌揚當世，隱士聽後欣然出仕。如蕭統《七契》本文所引《七契》，見《文苑英華》最後一事“君子”言梁朝“既講《禮》於大學，亦論《詩》於石渠……元帥奇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采椽之義，卻毒瑁之榮。當朝有仁義之睦，邊境無煙塵之驚”，都是對梁武帝的清明之世的盛讚。但是我們通過對蕭統《七契》創作時間及背景的考索，可以體會到時至南朝，七體創作仍然延續著七體的諷諫功能。蕭統編《文選》立七體一類，又創作《七契》一篇，對七體諷諫的文體功能應有深切體會。劉孝綽於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作《昭明太子集序》，中言：“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夫天文以爛然為美，人文以煥乎為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興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對蕭統的儒雅盛德及各體創作備加推崇，對蕭統創作作了“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的讚美，雖不無溢美之辭，但也見出蕭統取道中正的創作傾向。其中言及“七窮煒燁之說”指的就是蕭統的《七契》，據此可知《七契》應成文於“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即普通三年之前。與此同時，郭祖深因“(梁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尖銳指出“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由於好佛致使百姓“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由於用人不當，“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屍祿競利，不尚廉潔”。
那麼，作為太子的蕭統在《七契》最後一事中，其對儒學的推崇，對當今聖世的頌美，則是繼承七體諷諫功能，運用以頌為諷的方式極婉轉地表達對其父好佛荒政的諷諫。蕭綱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已佚，其對漢儒以頌為諷解經模式應有相當的了解。蕭綱在蕭統去世後，亦作有《昭明太子集序》，盛讚其人其文，言其德可讚者十四，言其詩文則雲：“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誌，金銑玉徽，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讚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由則車馬盈衢，議無失體，才成則列藩擊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對蕭統各體亦推崇有加，其中言“七高愈疾之旨”，指的就是蕭統《七契》創作。蕭子範曾為昭明太子中舍人，亦著有《求撰昭明太子集表》。蕭綱、蕭子範及無名氏嚴可均《全梁文》卷六九《七召》按：“此篇在簡文帝《七勵》之後，無名氏前。明葉紹泰刊入《昭明集》。張紘及張溥又編入《何遜集》，不知何據。昭明自有《七契》，此當入闕名類。”今從嚴氏說的七體創作，抑或是在蕭統的帶動之下的同題之作。可以說，時至梁朝，上述劉勰對七體諷諫功能的認識應代表著時人的普遍看法，這是蕭統《文選》立七體並相與創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