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問體的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主客對答展示創作主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與對自我精神的持守，即對答雙方雖以主客形式呈現，其實主客雙方的言語都是創作主體的所思所想，隻不過是以“設客難己”的方式，表現創作主體內心的複雜體驗。如東方朔的《答客難》借客之口說出的正是自己不得立功的不滿與牢騷，又以主人的身份對“客”的詰難進行解釋，一方麵表達的是世移時易的無奈及對當世的不滿，另一方麵又表現了立功不成仍以立德自許的價值取向。無論是客問還是主答，其實都是東方朔內心極為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麵的表現。其他如揚雄的《解嘲》，其借客之口嘲諷揚子曰：
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曆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客嘲揚子空著《太玄》，未能給自己帶來高官厚爵。下文揚雄的對答，也是一番世易時移的解嘲。因而，與其說客嘲揚子，毋寧說是揚雄的自嘲自答。其他如班固的《答賓戲》等莫不如此。
創作主體心聲的一分為二，即分別用主客兩種身份加以表述，自東方朔之後遂成為對問體對答體式的主要方式。因其客嘲主往往是主人自嘲不能建當世之功的一種表現，又因主答客對時世易時移的強調以及對立德立言的自守，也是對當世政治形成一種嘲諷，故而使得對問體賦呈現出一種嘲世自嘲語體風格，這與賦體的“托言微諷”的方式不無關係。無論是大賦抑或小賦，還是對問體，都表現出共同的賦體特征，即體物寫誌。“體物”不僅僅表現在鋪陳之上(詳後)，同時其所體之物因其成為言誌的一種工具或手段而成為一種借托。依此，對問體的主客對答，尤其是與主相對的客體身份，與“體物”之物表現出的共性即是二者皆為創作主體表情達意的依托是一致的，隻不過一為物一為人而已。大賦或小賦的體物可以導向或諷或頌的言誌目的，對問體則借由主客對答呈現自嘲諷世的效果。如西晉王沈所作《釋時論》，《晉書》卷九二《王沈傳》載：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誌，乃作《釋時論》，其辭曰：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冱寒之穀，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
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製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後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佇。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痷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剿之聲，嗆啍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向而遠視，鼻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籲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采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仆窺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曆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誌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眾塗圮塞，投足何錯！”
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仆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沈。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屍晉，宋華咎深，投扃正幅，實獲我心。”
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於裏閭。
元康初，鬆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由本傳所言王沈出身寒素，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西晉，“鬱鬱不得誌”是最為平常的了，也是令人憤慨不平的，左思就以“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的對比，抨擊不合理的閥閱官人的現實。因而，篇中的冰氏之子，無疑是出身寒素的作者的代指，而東野丈人，也不是教導冰子的隱者，而是作者自設的又一身份。借冰子之口說出了寒士意欲“有祿”的仕宦熱望，而東野丈人的開導則是作者冷眼旁觀，無情指出官位壟斷的現實，所謂“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這既是“當今”與往世的不同，也是冰子“關津難渡”，“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的原因。丈人的一番話既是對現實的揭露，也是對冰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的嘲諷，而丈人因是作者話語的又一代言人，丈人對冰子的嘲諷也是自嘲並達到諷世的效果，難怪人們讀此類作品“莫不歎息焉”。這種效果就得自於托言微諷對話體的話語方式。
雖然屈宋對答體與以東方朔為代表的對答體均采用對話體方式，但是二者在具體行文過程中的結構與創作思維模式還是有著很大差別。屈宋對話體中的客體或是一個傾訴的對象如《卜居》中的鄭詹尹，或是作為不同文化與俗世的代表如《漁父》中的漁父和《對楚王問》中楚王口中說出的士民眾庶，對話體中主體對自我精神的持守與對俗世的批判態度始終貫穿如一並旗幟鮮明。以東方朔為代表的對答體，繼承屈宋對答體的體式特征但在具體行文結構上與屈宋迥異，這主要是因兩漢大一統的政治不僅改變了士大夫的生存方式，同時儒道兩家文化對人生退守態度也在創作主體政治邊緣化之後成為士人安頓心靈的文化依歸，在以立德立言作為精神自勝的同時，也消解了屈宋式的孤傲，尤其是屈原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基點。窮達兼濟的二維人生思考，在對答體賦中借設客難己、主答客問的方式得以表現。因而，以東方朔為代表的對答體式行文結構是兩漢以後士人對屈騷精神的繼承與改鑄在體式上的一種反映。
(三)對問體比喻與鋪陳表現手法及嫉時諷世的語體效果
在具體表現上，對問體運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與鋪陳的表現手法，比喻與鋪陳表現手法的運用都與創作主體所要表達的情誌密切相聯。
屈原《卜居》主要采用比喻與排比相結合的手段來抒發情誌。其中“寧……將……”八組句式，總起看來是一組排比句式，表達了屈原“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情境下內心的憤懣與對俗世的批判，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寧……將……”句式，運用了生活中的日常事例進行比喻並形成對比，如言：“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騏驥”與“駑馬”、“黃鵠”與“雞鶩”的比喻與對比，揭示了屈原與俗世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八組排比句式下得出的“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的現實，警醒而深刻，並成為一種批判黑白顛倒荒謬現實的經典性語句。《漁父》全篇雖然沒有《卜居》詩化的語言與整齊排比的句式，但是其中一些比喻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因其清濁醉醒的比喻而成為日後政治不遇與特立獨行的代用語。
宋玉的《對楚王問》，則是在繼承屈原比喻基礎之上又加以鋪敘：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裏，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子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針對楚王“遺行”的詰問，宋玉用了《下裏》《巴人》、《陽阿》《薤露》及《陽春》《白雪》，三組曲子，層層鋪設，意在說明曲高和寡。接著又鋪寫了“鳥有鳳而魚有鯤”與凡鳥眾魚的不同。其實，全篇用了音樂和禽鳥作喻，比喻自己“超然獨處”眾人不知的“瑰意琦行”。其運用的比喻與鋪排的表現手法與屈原同，隻不過將屈原類似於詩化的語言進一步散文化，鋪展描寫，從而更具有托言寫誌的賦體特征。
以東方朔為代表的對問體，因其托言微諷的特性，決定了其表現手法上與屈宋同中有異。所同的是繼續使用一些含有鮮明對比性的比喻，如“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這些比喻都深得屈宋影響。所異的是，東方朔之後的對答體篇幅更長、鋪陳更甚，相應地其對比更多，主要表現在曆史與現實、得勢與失勢、人生的當然與未必然一係列的對比性的描述之中。如曆史與現實的對比鋪陳，是屈原《離騷》常用的表現手法，但是屈原的對話體《卜居》《漁父》卻未用，以東方朔為代表的對答體更多地強調世易時移，因而賦中更多展開曆史與現實的對比鋪陳，如上引東方朔《答客難》回應客的詰問的一段話，首言戰國蘇秦、張儀所處“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的戰國時代，再以“今則不然”一轉，表明當今的情勢，“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突顯了“時異事異”。古今對比固然是為了解釋為何不建功於當世的客觀原因，但是對比中顯然帶有對現實的批判，又因其僅僅是說明自己未能建當世之功的原因，故其批判也是綿裏藏刀，不滿與釋懷同在。也就是說，從表現手法上看，不對比鋪陳就難以達到自嘲嘲世的效果，托言以諷的目的正是借助這鋪陳得以實現的。而這種曆史與現實的對比達成的自解、微諷的效果，幾乎成為後世對答體表達上的一個範式。再如人生的當然與未必然的對比，開篇雲：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立，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蕩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幹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誌不輟箸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拘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誌，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
夏侯湛因“累年不調”才作《抵疑》“以自廣”的。開篇借當路子之言，道出了夏侯湛所認為的人生的當然與未必然之間的背反。當路子判斷一個人成就當世之功的兩個條件，即才與時，而在當路子看來，夏侯子具備了這兩個條件但卻並沒有位至公卿，反而卻是“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這是作《抵疑》用以自廣的緣由。當路子在描述夏侯湛之才與不遇之時，都用了鋪陳的語詞，隻有竭力誇張其才，才能突顯其“累年不調”的人生背反；也隻有竭力誇張二三公之“垂一鱗，回一翼”就能使人飛黃騰達之力，並言“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才突出夏侯湛的拙惑於世，不善鑽營。言語中無譏諷二三子與世俗之語，但是這種誇張的鋪陳，實際上卻道出了夏侯湛內心的不滿，讀此段，我們猶如看了一幅反諷的漫畫，雖未譏世但是諷世的效果甚顯。而夏侯湛對答一段話，也用極其誇張的語言，鋪敘了自己的無能，極盡自嘲自貶之能事，從而使己之“失勢”與當今“得勢”者形成鮮明的對比：
仆，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幹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製論道，出草苗，起林藪，禦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台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仆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仆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仆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卻，反耕於枳落，歸誌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遊乎卒歲矣。
以上一段，夏侯湛的自貶自嘲與對當世的頌揚歌讚，形成鮮明的對比。如言己“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尤為形象地自畫出自己的落魄處境；說己之言談，“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極盡自嘲自貶之能事。相比之下，卻極力頌揚“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的盛世，以及盛世王化下“鄉曲之徒，一介之士”，“入金墉者，無日不有”，“群公百辟，卿士常伯”，“充路盈寢”的現實，恰與“失水之魚，喪家之狗”形成對照，其所產生的卻是諷世譏時的反諷效果。
綜上所述，對問體賦是賦體中的重要一類，承載著創作主體與現實政治對峙情形之下或政治邊緣化之時的情感表達這樣特殊的文學與文化功能。對問體賦的對話話語模式、對立語詞、鮮明對比以及誇張鋪陳手法的運用，很好地起到發抒創作主體內心與現實對峙與矛盾的情感狀態。這種情感主題與話語方式的表現，或如屈原式的憤世嫉俗，或如東方朔等人借自嘲以嘲世、頌世以諷時，綿裏藏針，或正或反，或直接或婉曲，均表現出對答體賦嫉時諷世的情感特征和語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