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產，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逾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岩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大湖，衍溢陂池。
這裏對各方水勢的描寫，已非子虛“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簡單一句所能比勝。讀此，似感莊子《逍遙遊》中所寫的小大之辨。接下來對上林苑中鳥獸、崇山、樹木、離宮別館、美玉以及狩獵歌舞的描寫莫不如此鋪陳。作者不如此，就不足以突出上林苑的“巨麗”，不能以“巨麗”壓倒齊楚，就無足以證明天子與諸侯禮製的不同，不能正君臣之義，也不能責諸侯僭禮之舉。
應該說，從宋玉到司馬相如，還是比較好地把握了賦體“體物”與“寫誌”之間的關係，其鋪采摛文雖過甚，但是諷諫的創作目的在篇中還是甚為明顯。大賦發展到揚雄手中，因其對儒家詩學的積極實踐，導致賦體“體物”與“寫誌”之間的乖離，用揚雄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麗”與“則”之間的矛盾。如其《甘泉賦》中開頭兩段描寫：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恤胤錫羨，拓跡開統。於是乃命群僚，曆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幹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遝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
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漓乎幓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郅偈之旖柅也！流星旄以電燭兮，鹹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淩兢。
以上描寫天子出行甘泉未至甘泉宮的盛況，其間的語詞運用，極規仿《離騷》，不像是賦行甘泉，倒像是上征天庭，誇飾的成分與相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賦體“推而隆之”的表現手法。但是相如賦作能很好地引向諷諫主旨的表達，而揚雄因其以頌為諷詩學主張的實踐，導致了勸百諷一的反效果，這是揚雄以“詩人之賦麗以則”不願看到的，也說明了揚雄以頌為諷的模式是導致其“麗以則”不能統一的重要原因。
當班固確立賦體頌美主流時，由於其《東都賦》對儒家禮製的推崇與表現，相對說來，表現與語詞也變得征實，少了誇飾的成分。這一點隻要我們將《東都賦》與《西都賦》有關校獵的部分進行比較便能看出。如為了表現西都賓“窮泰而極侈”的誇耀心態，其對天子的校獵描寫，極盡“娛遊之壯觀”：
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群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群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幣，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群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鎬，曆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猿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崖，蹷巉岩，钜石隤，鬆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曆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西都賓對校獵驚心動魄的場麵描寫，若與司馬相如《上林賦》中天子遊獵相較，其鋪張與誇飾，並不遜色。相如是為了展現天子之威，故不得不寫出壯觀與氣勢，西都賓為了誇耀西京也須如此。故賦體的鋪陳之繁富，是與作者意欲表達的主旨是一致的。而《東都賦》對天子的校獵充滿展義天下的儒學精神：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製》，考之以《風》《雅》，曆《騶虞》，覽《四》，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正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玲瓏，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禦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焰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騖，遊基發射，範氏施禦，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複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台，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蕩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
東都主人先交代了天子出狩並非出於“娛遊”而是為了“講武”，其出行也是“必臨之以《王製》，考之以《風》《雅》”，符合禮製。故其強調了天子出獵的“祲威盛容”，對狩獵的場麵隻是作了極其概括的描寫，所謂“指顧倏忽，獲車已實”，重點強調出獵的意義：一是“指顧倏忽，獲車已實”達到用以祭祀的目的；二是講武以威服四方的目的。可見，同樣為出獵，由於東都主人旨在突出出獵的禮義，故其忽略場麵的鋪張而重視形式的意義。相應地在描寫上，也就沒有西都賓的鋪陳與誇飾。兩相比較，充分體現了賦體的“體物”與“寫誌”之間的關聯，二者之間更多的是“寫誌”的內容與或諷或頌的取向決定了“體物”的程度與表現。
如果說從創作的角度，班固確立了賦體的頌美之流，左思的《三都賦》則進一步體現了其對大賦表現上“征實”主張的實踐。左思《三都賦序》曰：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