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都洛陽，東漢前期(光武、明帝、章帝三朝)出現了京都題材的賦體創作，並形成遷都與反遷都觀點的對峙。大賦創作領域這一新的現象，曆來為人們所重視，尤其是對班固《兩都賦》為代表的反遷都賦作的創作時間及政治背景多有關注。《後漢書·班固傳》將班固《兩都賦》係於漢明帝永平年間，並雲：“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認為《兩都賦》創作有著“猶望朝廷西顧”的遷都論與“盛稱洛邑之美”的反遷都論對立的政治背景，其目的是批評“西賓淫侈之論”的。這一觀點明顯承自班固《兩都賦序》，但至唐朝產生分歧。班固《兩都賦》，《昭明文選》有錄，李善注本身就有兩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其一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其二曰：“範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台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侍免官，遂死獄中。”一認為作於和帝時，為諷諫和帝之作。劉躍進先生《秦漢文學編年史》係於永平十二年(69)，雲：“鍾肇鵬《王充年譜》據其賦中‘寶鼎見兮色紛紜’、‘獲白雉兮效素鳥’二句，考訂寶鼎見在永平六年，獲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確定‘賦必作於此時’(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說未必準確，因為賦有‘遂綏哀牢開永昌’句。據李賢注：‘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則事在十二年。”基本上采《後漢書》範曄“永平”之說並根據作品所涉及的史事考訂具體作年。
近年來，東漢前期京都賦創作背景研究漸趨深入，表現有二：一是視野從班固《兩都賦》拓展至東漢前期京都賦創作；二是將東漢前期京都賦創作與兩大外戚馬、竇之爭的政治背景聯係起來。如趙逵夫先生《〈兩都賦〉的創作背景、體例及影響》認為，《兩都賦》應作於漢章帝元和的三年(84-86)之中，理由是永平至建初年間，班固忙於撰寫《漢書》，無暇顧及大賦的創作。曹金華先生《從馬竇之爭看班固等“反遷都”論戰的實質》一文，通過馬竇之爭的背景，認為“從當時的情況看，無論是杜篤的遷都主張，抑或班固等‘反遷都’的理論，其出現都並非偶然。杜氏之‘論都’，代表著當時關中地主集團的利益，這是無可爭辯的。而班固等‘反遷都’的理論，從表麵上看，雖似代表關東地主集團的利益，但其實質，卻是為竇氏上台和擅權製造輿論的，不過是貶抑馬氏效忠於竇氏的誓詞而已”。曹勝高先生在此基礎之上，從馬竇之爭的曆史、杜篤與馬氏之關係、傅毅與馬、竇之關係以及崔駰、班固與竇氏之關係四個方麵進一步論證，認為三人之同題之作是文士在馬氏敗後，與馬氏劃清界限、借創作肅清馬防勢力、投向竇憲的產物，如言傅毅“作為文學之士，他要劃清與馬防的關係，隻有依靠文章。杜篤既是馬防賓客的集團的骨幹和關中士人群體的代表人物，更是西遷之論的旗手，傅毅作《反都賦》、《洛都賦》，一反杜篤等的西遷之論，通過歌頌洛都的製度支持建都洛陽，很自然與馬防賓客集團西遷之論劃清了界限，轉而獲得竇憲的信任”，又言“傅毅、班固、崔駰都以文章稱名於竇府，可證他們入竇府後還有不少重要作品。這些作品，不僅在政治上支持竇憲，也顯名於當時，才能迅速得到竇憲的垂愛。而此時馬防新敗，竇憲未行軍政之事，班固獲到竇憲的喜愛，也隻有在肅清馬防勢力上做文章”。
由上可見，對東漢前期京都賦作的創作時間及政治背景的考論是密切相連的，尤其是對班固、傅毅、崔駰反遷都之論的創作時間及政治背景的研究，有一個轉向，即將京都賦作看做是兩大外戚集團權力之爭的工具以及文士隨風轉舵借以表明政治集團歸屬的風標。兩漢大賦具有的政治文化功能，使得大賦創作都與當時統治者的政治生活密切關聯，這也是兩漢大賦雖是鴻篇巨製但多為史書所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又因賦體的文學功能，政治觀念的文學性表達這一賦體特征，又使一些賦體創作的政治背景相對淡化，從而為後人闡說大賦的政治背景留存一定的空間。但是，將京都賦作與馬竇之爭聯係起來，這就涉及我們對京都題材價值的認識，同時還關涉對創作者人品的評價以及東漢前期政治鬥爭與文學關聯等史實的澄清諸問題。因而，本章擬就京都賦家的仕曆與同題之作創作時間、帝王的政治導向與京都賦題材創作的關聯，以及研究中存在的擴大馬竇之爭的傾向與京都賦作政治背景的遮蔽等幾個方麵，對東漢前期京都賦創作時間及政治背景作一考論，以期說明班固賦論及東漢前期京都題材的同題賦作在賦體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
(一)東漢前期京都賦作創作時間與帝王的建都導向
東漢前期京都賦創作現存作品，有杜篤《論都賦》、班固《兩都賦》、傅毅《洛都賦》以及崔駰《反都賦》等。就現存資料看，最早涉及論都題材的賦體創作是杜篤。《後漢書·杜篤傳》載杜篤《論都賦》，言及光武帝劉秀於建武十八年(42)及次年巡幸西都長安之事，此賦應作於建武二十年甚或之後。《杜篤傳》並言：“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上奏《論都賦》。”本傳中未言及光武帝對杜篤遷都之論的看法，但是杜篤此論無疑在當時乃至以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後漢書·王景傳》載：
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懷動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
《後漢書·王景傳》將王景《金人論》放在建初七年(82)王景拜為徐州刺史及次年遷廬江太守之間敘述，這就有兩點需要辨析：一是王景《金人論》不應係於建初七年，應作於永平十七年(74)。《王景傳》李賢注曰：“章帝時有神雀、鳳皇、白鹿、白烏等瑞也。”也就是將王景因“神雀諸瑞”而作的《金人論》的寫作背景定在章帝之時。但是《章帝紀》建初年間並無以上諸瑞出現的記載，群臣並奉詔作了“神雀”諸頌。《王景傳》載王景曾“辟司空伏恭府”，《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伏恭傳》載伏恭於明帝永平四年(61)為司空，在位九年。永平十二年(69)，王景被明帝征召治水，有政績，永平十五年隨帝巡視，建初七年拜為徐州刺史。從王景的仕曆來看，他在永平十七年最有可能在京師目睹諸瑞翔集盛況，並也應在奉詔之列作了《金人論》的。二是，杜篤《論都賦》作於光武帝時，但此則材料說明杜篤遷都論調於明帝永平年間再次興起。杜篤《論都賦》約作於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左右，那麼至漢章帝建初七年(83)，也已過去了近四十年，就是至永平十七年也已三十餘年，王景不可能在時隔三四十年的情況下，又針對杜篤《論都賦》寫下《金人論》。曹勝高先生言“從《後漢書》的記載和王景作論的用意來看，永平十七年前後，又有人重提西遷之論”。《杜篤傳》載杜篤上《論都賦》後二十餘年不窺京師，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係年》將杜篤二十多年後再次來到京師係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杜篤卒於漢章帝建初三年(78)，也就是說，杜篤很有可能在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至漢章帝建初三年之間再次上奏或重提遷都論調，這樣才有可能與王景等人發生碰撞。而杜篤於建初年間即在馬防麾下抗擊西羌，戰死射姑山，那麼，杜篤的第二次上奏就極有可能在漢明帝之世。因而，《王景傳》中此則資料的重要性在於，永平十七年神雀諸瑞背景下寫作的《金人論》與杜篤《論都賦》遷都之論再起之間的關聯。
班固、傅毅與崔駰三人的京都同題之作，雖然沒有提及杜篤《論都賦》，但與杜篤《論都賦》也應存在關聯。原因有二：一是三人賦作都是反遷都的，且與王景《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創作目的一致(詳後)。二是在永平十二年至建初三年間，班、傅、崔三人均有在朝廷仕宦或遊學經曆，有同題創作的時間和背景。而傅毅在京城遊學或為官，應在永平年間。馬防於建初三年為車騎將軍，故傅毅入馬防府並被“待以師友之禮”，應在建初三年之後至建初八年之間。據《班固傳》，班固自永平五年(62)遷為郎，典校秘書，至章帝建初四年(79)前遷玄武司馬，建初四年參與撰述《白虎通》。因而，班固、傅毅與崔駰三人在明帝永平十二年至章帝建初三年之間，或遊學或仕宦於朝廷，具備針對杜篤遷都論調共同創作京都賦的可能與機會。
馬積高師《賦史》中指出：“自杜篤作《論都賦》主張遷都長安開始，接著有班固作《兩都賦》，崔駰作《反都賦》，傅毅作《洛都賦》、《反都賦》，為都洛辯護。這場爭論涉及用什麼思想建國的問題，在東漢前期有著頭等重大的意義。”從光武之世開始延續至明帝、章帝之世的遷都與反遷都觀點的論爭，與東漢前期三朝帝王在建都問題上的態度及政治導向有關。
光武帝劉秀從建武元年（25）選址定都洛陽，有眾多因素。劉秀雖是皇室後裔，但作為南陽蔡陽人，追隨他身邊征戰的武將大都出自這一地域，因而，其選擇洛陽定都，有一定的家鄉地域意識。但更為重要的是，王莽之後，各地諸侯競相爭奪政治權力，劉秀利用讖緯迷信，河洛地域以及殷周以來河洛文化的政治積澱，自然成為劉秀建都改製的文化資源。這一點，曹勝高先生《漢賦與漢代製度》一書，論之甚詳。這一政治文化政策的實施，遇到西京耆舊的抵製也是情理中事，這種抵製不僅有地域因素也有政治文化的因素。因為，西漢建都長安畢竟具有長達兩百餘年的曆史。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光武初定天下，在建都問題上采取一種以洛都為中心同時兼及西京的取平衡的治國方略。作為關東集團的最高代表，光武東都洛陽的同時，仍然西巡並修建西都，表示雖建都洛陽但對西京也不輕忽。但是光武的東西兼顧卻同時給關東與關中人士帶來思想上的波動與情感上的疑惑。這一點在杜篤的《論都賦序》中有明顯的表現。此序交代了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及十九年兩年之間對西都的“傷湣”與“經營”。這一舉動不僅引發西都耆舊希望皇帝遷都之論，同時也使得“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杜篤正麵的觀點與西土耆舊同，但賦序言“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隻是委婉地以天下初定，皇上無暇顧及具有形便的西都，以此希望皇上有暇之時能遷都長安。故而賦的正文重點是宣揚了西都的曆史悠久以及“富庶”，相對而言，指出了東都缺少建都的曆史背景、地勢形便的優勢以及作為都城應有的城池設施，以此對光武帝建都洛陽進行諷諫。杜氏繼承西漢大賦以頌為諷的表現手法，表麵上是“曉客”，即說服西都耆舊，但實際上運用這種方式諷諫光武帝。由此可見，光武帝劉秀在定都問題上雖然決意洛陽，但是其東西兼顧的一些舉措確實引起了關東與關中人士的共同猜疑。如何解決這一由定都帶來的上上下下的思想波動，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光武帝在東漢初建、天下初定之時，還沒有時間在這一方麵作出解答與積極的政治導向。
明帝繼位後，同樣麵臨著穩定政權的政治問題，最為棘手的就是平定諸王之亂。永平十六年（73），連連不斷的諸王謀反一一平定之後，如何在思想上施行一統的文化政策以穩定政權，才成為一個迫待解決的問題。上引王景《金人論》可見，光武時期意識形態領域遺留下來的論都問題仍然存在，表現為西土耆舊仍然以西京為前朝都城秉持遷都論調。《明帝紀》載明帝“遵奉建武製度，無敢違者”，其實漢明帝在尊奉建武製度的同時，又有更多的建樹。在定都問題上，大力營建東都洛陽，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進一步確立東漢建都洛陽的政治意義與神學地位。經過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的雲龍門對策，“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得以確立，這就是班固《兩都賦》為首的東漢前期京都題材創作的曆史與現實背景(詳後)。
漢章帝繼立，政治上更多地延續明帝晚年的寬緩政策，一方麵表現為對皇親大臣的優待上，另一方麵表現為大力提倡儒家文化政策，推行仁政德治。在建都問題上繼續推行明帝政策，又有兩個方麵的體現：一是建初四年(79)召集群儒討論並讓班固撰集具有法典性質的《白虎通》，對“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建都等問題作了很明確的解釋，正式確立了東都洛陽政治意義與神學地位。二是繼此之後，漢章帝不斷地親身實踐，這就是漢章帝之世的具有踐履儒學意義的四方巡狩，並同樣在《白虎通》中有所反映。有關“巡狩”方麵的同題之作，班固作過《東巡頌》、《南巡頌》，傅毅作過《南巡頌》，崔駰作過《東巡頌》、《西巡頌》、《南巡頌》、《北巡頌》四頌(《文館詞林》載有四篇頌的全文)，這些同題之作，是對帝王巡狩展義諸侯、體恤百姓的一種稱頌。《後漢書·崔駰傳》載崔駰作四巡頌於漢章帝元和年間(84-86)，寫出以東都洛陽為中心的天子巡狩四方的含義，反映了漢章帝在巡狩製度上對儒家文化的遵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以看做是京都題材由爭論到統一的政治背景的變化在創作中的反映，標誌著東漢初年光武、明帝二世的關於定都洛陽的爭論至章帝元和年間已基本消失。由此可見，東漢前期有關京都題材的同題賦作，主題上的遷都與反遷都的對立，以及至章帝元和年間以崔駰《四巡頌》為代表巡狩題材的頌名賦體創作的出現，與東漢前期三朝帝王的治國方略與政治導向密不可分。
(二)雲龍門對策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與班固等人京都賦作主旨
永平十七年，漢明帝召班固等人至雲龍門對策，《文選》載班固《典引序》曰：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讚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讚賈誼《過秦論》篇雲‘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一般認為《典引》作於漢明帝永平十七年，但是我們細讀正文，可以發現《典引》作於漢章帝時。《典引》中雲：“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文選》引蔡邕注及《後漢書》李賢注均為：“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據此，《典引》應作於漢章帝之世，說明作於章帝之時的《典引》，與漢明帝永平十七年的雲龍門對策有著直接的關聯，反映了最高統治者對意識形態與輿論導向的控製；也說明章帝繼位之初，明帝的一些政治舉措仍然得到強有力的延續。
雲龍門對策的政治導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表現在借討論賈誼、司馬遷《秦始皇本紀》讚語的得失，論證漢代建立的政治意義與神學地位。《史記·秦始皇本紀》末附有後人所加班固的《秦紀論》，篇中言作於“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醜”。就《典引序》來看，班固《秦紀論》可以說是對漢明帝“太史遷下讚語中寧有非邪”詢問的書麵回答。《秦紀論》中班固所引賈、馬的觀點，即“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此論出自賈誼《過秦論》下篇。如果單就《過秦論》下篇來看，賈誼確實突出了秦處形勝之地的便利，言子嬰甚至不具“庸主”之才。我們若將《過秦論》三篇聯係起來考察，賈誼立論始終是將地勢之便與秦朝的施政方針聯係起來，評判秦之興衰曆史。司馬遷在文末附以賈誼之文，也表示了對這種觀點的認同。班固《秦紀論》論秦三代之政，與賈誼有兩點重要的不同：其一，不是從形便與帝王政治的角度立論，而是將周秦漢三朝聯係起來，認為秦朝的建立隻是周漢之間的一個過渡，所謂“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其二，在對子嬰的評價上與賈誼和司馬遷不同。班固對“子嬰車裂趙高，未嚐不健其決，憐其誌”，認為子嬰並非賈誼所說的“無庸主之才”，並批評賈誼和司馬遷雲：“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複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這兩點不同很明顯地體現出班固對秦三代君主的評價，已脫離形便的觀照，強調秦之滅亡是“秦之積衰”的一種必然，地勢之險與周旦之材都無法挽回這一曆史命運。所以在秦朝滅亡的問題上，班固否定賈、馬之說，借此表達自己的曆史與政治觀點，反映了班固對漢代曆史地位的推崇。此讚也見出班固認為秦之後的漢朝是得自天統的，其符命合乎天統的地位遠遠超過秦朝。
其次，雲龍門對策還表現了“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上引《典引序》可見，漢明帝對司馬遷與司馬相如作了比較，提倡臣下應該如司馬相如“頌述功德”，作一個忠臣，而不應該如司馬遷譏貶當世。《文選》班固《典引序》又雲：“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如果說《秦紀論》主要是就史論史，提出自己對秦朝滅亡的看法，其真實的用意在於凸現漢承堯運的曆史地位；那麼，《典引》則是班固在漢明帝“頌述功德”的導向之下宣揚漢德的產物。就《典引》取名及內容來看，也確實如此。《典引》蔡邕注曰：“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跡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可見，“典引”篇名就體現了班固“漢承堯運”的曆史觀。就《典引》的正文來看，班固有兩個中心：一是將漢代的建立置入唐堯以來正統帝係中加以考察，《典引》從“太極之元，兩儀始分”寫起，並認為“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後，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班固《典引》的第二個中心，便是稱頌東漢的盛德。《典引序》雲“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文選》將《封禪文》、《劇秦美新》及《典引》三篇歸入“符命”類，也可見出三篇在作意上的一致。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主旨是勸武帝封禪告帝成功；揚雄《劇秦美新》也是借秦政之酷稱頌新莽之美，班固稱頌東漢的盛德也是著重於“封禪”一事，從光武帝建立東漢，“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製作”，後在群臣的力勸下，又應圖書之符命，才開始舉行封禪大典，所謂“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後漢書》李賢注曰：“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並武帝及光武七十四君。”所言正指光武封禪之事。
據班固《兩都賦》的主旨，同樣可以看出永平十七年雲龍門對策兩個方麵的導向也是班固創作《兩都賦》的動因。從《西都賦》來看，西都賓之所以希望皇帝能眷顧西土，遷都長安，其理由不外有二：一是長安乃形勝之地，便於防守；二是秦及前漢皆都長安，有很長時間的積累，尤其是在宮殿建設等方麵。因而東漢再於洛陽營造宮殿，費時費力，實屬不必之舉。《東都賦》主要針對這兩個方麵，一是指出西漢初都長安，乃是高祖權宜之計，即所謂“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製。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在這樣一種曆史的陳述下，光武帝遷都洛陽，倒不是光武帝違背祖製，而是對西漢基業的發揚與光大。所以班固盛讚光武“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製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複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而明帝繼光武初備王道之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且宮廷內外的一切建設，都本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的原則，天子蒐狩、講武等一切活動均“必臨之以《王製》，考之以《風》《雅》”。所以班固盛稱的洛邑之美，一是稱頌光武帝遷都改邑具有曆史的根據，一是稱頌明帝營建洛邑皆符合儒家的製度之美。班固接下一段總結性的話，也頗能見出《兩都賦》是針對以上兩個方麵的：“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禦列仙，孰與靈台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製；識函穀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始終以儒家禮製來看待前漢與後漢之間的關係，這樣既維護了前漢的皇權威信，又突出了後漢所達到的無可替代的地位；既強調了明帝營造洛邑的“合禮性”，又突出了這種“合禮性”所包含的“王者無外”的遠勝於函穀關形勝之便的意義。《兩都賦》後所係五首詩，也是班固推崇儒家禮製的表現。西都賓在東都主人的一番教導之下，也連稱所誦之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從創作主旨上看，班固《兩都賦》與其《秦紀論》、《典引》主旨的一致，可以說明《兩都賦》創作背景與漢明帝永平十七年雲龍門對策密切相關，同樣是漢明帝“頌述功德”政治導向下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