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明帝“頌述功德”政治導向，也非常明顯地體現在班固《兩都賦序》對賦體創作頌美主題的確立與強調之上。《文選》載班固《兩都賦序》曰：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禦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禦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製度。西土耆老，鹹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製，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班固從文體的角度，闡明了賦體文學的政治文化功能，並本著這一認識，認為在武、宣對“潤色鴻業”的文章之事的積極提倡下，文學侍從的賦體創作，不僅數量多，而且其主旨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以至漢成帝時彬彬蔚盛，“炳焉與三代同風”。班固對賦體諷與頌兩個方麵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對賦體頌美的強調，在賦論上具有重要意義，可以說是大賦創作由諷諫向頌美為主轉向的曆史性的標誌。班固認為賦體創作“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將《兩都賦》創作與前代比論的用意甚顯。可以說，此序不僅見出班固對《兩都賦》的創作價值定位與期許之高，其中對賦體頌美政治功能的強調，基本上奠定了此後曆代大賦創作的頌美基調。
永平十七年，受漢明帝詔詣雲龍門的除班固外，還有賈逵、傅毅、杜矩、展郤、郗萌等。《藝文類聚》卷六一節錄崔駰的《反都賦》、傅毅《洛都賦》，二人的創作主旨依然可見。如崔駰的《反都賦》，雖非完篇，但至少有兩點與班固《兩都賦》一致。一是崔駰創作《反都賦》的觸發點，是“漢曆中絕，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雲洛邑偏小，故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所論也是針對遷都之說的，崔駰撇開形勝之地與定都的關係，與班固的《秦紀論》、《兩都賦》觀點是一致的。二是對光武中興定都洛陽作了曆史性的歌頌，強調“光武受命，始遷洛都”的政治意義。傅毅《洛都賦》亦雲“惟漢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彌亂”，也是對光武中興、定都洛陽、製定名物製度進行了頌揚。所以，崔駰、傅毅有關京都題材的賦作，其創作主旨與班固《兩都賦》、《典引》中對東都洛陽名物製度的歌頌也是相同的。由三人的同題創作來看，漢明帝倡導的“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還是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三人相同的創作題材與相同的創作主旨說明了三人創作應有一個共同的背景，這一背景就是班固作《秦紀論》及之後所作的《典引》為我們留下的漢明帝於永平十七年與班固、傅毅等人的雲龍門對策“頌述功德”的政治導向。
(三)擴大馬竇之爭的傾向與京都賦作政治背景的遮蔽
東漢前期兩大外戚馬氏與竇氏，確實存在著權力交替興衰的現象，但是從馬竇之爭角度看待京都賦的產生，忽視了東漢前期三代帝王在政治運作中的掌控作用，也忽視了皇權對文士政治導向的積極幹預，相應地因不當地強調了馬竇之爭在京都賦創作中的作用而曲解了京都同題賦作的政治功能的實際意義。
馬竇之爭始於光武朝，爭鬥也相當明顯。以馬援與竇融為代表，勝出的竇氏貴盛一時，但落敗的馬氏，也積極開始籌劃家族的興起，其中馬援兄子馬嚴起到決定性作用。此後明帝朝馬援女為皇後，章帝朝竇勳女為皇後。可以說，明帝與章帝兩朝，馬竇兩家的盛衰，極易被看做是兩大外戚之間你死我活的權力角逐，並將京都賦創作的政治背景與馬竇之爭聯係起來，作為文人政治轉向的風標。但是這一觀點，正如上文分析可見，忽視了東漢前期三朝帝王治國方略與文化政策上的導向作用，同時衡諸史實，也存在擴大馬竇之爭對文人政治轉向作用的偏頗。
首先，這種觀點忽視了東漢前期三朝帝王在兩大外戚勢力興衰中的掌控作用。東漢外戚與宦官交替擅權，是東漢中後期突出的政治文化現象。外戚驕恣奢侈在東漢前期三朝均有表現，但都遭到帝王的扼製。東漢立國之初，光武為了集權，嚴防外戚幹政專權。這一製度一直為明帝、章帝遵奉。《明帝紀》言：“帝遵奉建武製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所以，明帝時馬氏雖有女貴為皇後，但馬氏並未貴盛。《後漢書·馬援傳》載：“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後，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台，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馬援為光武中興重臣，但因其女為皇後之故竟不列於雲台二十八將之中，明帝笑而不答，包含著抑製外戚恃功而自我膨脹的用意。同時，竇氏在明帝朝也並未一蹶不振。竇氏在明帝朝遭受打擊與竇融從兄子竇林“謬奏上滇岸為大豪”，可見，竇氏之敗，實是咎由自取，也是明帝對外戚施行“嚴猛”之政的表現，談不上是馬氏的打擊報複。章帝繼位，對明帝“嚴猛”之政稍有寬緩，對母黨與妻黨的態度上也多有優容。《馬防傳》載建初年間：
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亙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敕，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逾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
馬氏的貴盛與章帝的優容有關，但馬氏的衰敗與章帝“數加譴敕”的扼製相連。這種優容與扼製同樣也是對待竇氏的辦法。建初年間，竇憲也因皇後之故升遷。《竇憲傳》載：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後，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後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從竇憲在章帝朝的處境來看，章帝雖然優容外戚，但也不允許外戚逼主犯上，並以永平嚴政告誡，竇憲因其自身驕縱不法，不被章帝“授以重任”，終章帝之世，竇憲並未操作政治大權。
由上可見，兩大家族興衰與兩大外戚之間的爭權有一定的關聯，但是兩家外戚的衰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自身的奢侈逾度，交遇賓客，日益坐大，從而威脅中央皇權；另一方麵就是東漢前期三朝皇帝對外戚的嚴格掌控，一旦有罪，決不姑容。因而，我們考察東漢前期馬竇之爭，如果忽視帝王的掌控作用，可能會簡單地將兩大外戚的興衰歸於兩大外戚之間爭權奪利的結果。
其次，考察馬竇之爭時因過於看重兩家衝突而忽視了兩大外戚集團因時勢變化而有化解積怨的可能，這樣又從另外一個方麵將馬竇之爭絕對化與擴大化了。
馬氏家族中，與竇氏相抗最盛的是馬援兄之子馬嚴。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光武時馬氏衰敗後，馬援小女入宮是馬嚴的主張，重振家族的政治目的非常明顯。《後漢書·皇後紀》載：建武二十四年(48)“(馬)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鬆、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後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二是馬嚴在章帝即位之初，進言章帝疏遠竇氏家族之人，此點使他遭到竇氏嫉恨。《馬嚴傳》載馬嚴於建初二年，拜陳留太守：
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後，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七年，複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複在位。及帝崩，竇太後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
我們並不排除馬嚴向章帝進言包有私心，也可以說是光武之世馬竇之爭的延續。但是建初七年後，馬嚴就退居自守，因其“不複在位”，才能於永元十年以八十二歲高壽卒於家。從馬嚴的身上也可看到，以“性果急，睚眥之怨莫不報複”著稱的竇憲，因其有迫於對付的對象(詳後)，對馬嚴雖有所嫉恨但並未施以報複。
馬援四子，一子早卒，餘三子為廖、防、光。三人性格各異，與竇氏關係也稍有不同。《馬援傳》載：
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
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後崩後，馬氏失勢，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賵賻，使者吊祭，王主會喪，諡曰安侯。
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乃複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仆，康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複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家屬歸本郡。本郡複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
馬援三子，馬廖與馬防、馬光性格有別，廖“不愛權勢聲名”，而“防、光奢侈，好樹黨羽”。馬氏的衰敗，一是太後的駕崩，一是防、光的咎由自取，馬廖子馬豫“投書怨誹”，隻是一個導火索。其中尤可注意的是馬氏敗後，馬光與竇憲的關係。竇憲被誅之時，“光坐與厚善，複免就封”，這種“厚善”關係，說明“太後崩後，馬氏失勢”情形之下，馬氏集團的重要人物馬光與竇憲關係非同一般，以致後來又被憲奴誣為“與憲逆”而自殺。馬防雖未如馬光那樣與竇憲走得親近，但在竇憲謀反事中，也未脫離幹係，“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由此，我們不難看見，人們一般所認為的馬竇兩家水火不容的局麵，其實就馬防、馬光與竇憲的關係看，並不如此。這樣也就無從談起竇憲要肅清馬氏集團勢力了，也無從論說文人要借遷都問題做文章，幫助竇憲肅清敵對勢力。
還值得一提的是馬援的族孫馬棱。《馬援傳》載馬棱：
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棱行義，征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複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
馬棱一生，講孝義，有威嚴。頗多善政，治有聲績，吏民刻石頌之。但唯其“大將軍竇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也因是阿附竇憲而獲罪，從為政“以利百姓”到“多奉軍費，侵賦百姓”的逆轉，可以看出馬棱與竇憲關係也非同一般。不論此舉是出於自願還是憚於竇憲出於被迫，都可見出馬氏家族失勢後已無能為力與竇憲抗衡，竇憲也沒有必要處心積慮地借文章來肅清馬氏勢力了。
第三，將馬竇之爭擴大化還因忽視了兩大外戚共同的一個政治製約勢力，即士大夫官僚群體。馬竇兩家外戚雖然有權力之爭，但是兩大集團興盛時期均奢侈逾製和交結賓客，導致兩大外戚集團共同受到來自於士大夫官僚的抵製。司空第五倫於章帝即位之初，就對馬氏外戚權力過盛表示擔憂，《後漢書》卷四一《第五倫傳》載，第五倫主要引鑒前朝光烈皇後對外戚陰氏的裁抑以及明帝對外戚梁、竇之家的打擊，希望章帝對外戚加以控製。《第五倫傳》又載“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複上疏”，指斥竇氏依侍“椒房之親”，結交賓客不當，要求章帝裁抑竇氏權力。
竇憲雖在章帝朝，因其自身的劣跡，未得章帝重任，但繼立的和帝幼弱，失去皇權控製的竇憲憑借與太後的關係，其驕奢達到極點，政治上精心布置，實現了“內外協附，莫生疑異”的對朝政的掌控。和帝即位後的永元元年（89）至永元四年，是竇憲最為囂張的四年，主要表現為竇憲擔心齊殤王子暢得太後寵而將其殺害，事覺後，憲自求出兵匈奴以贖罪。同時竇氏兄弟大興土木，驕奢過度，權傾人主。但也正是這四年，士大夫官僚對竇憲的指斥達到高峰。時以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為中心，形成一個強大的士大夫官僚反竇政治群體，繼第五倫之後，對竇氏擅權驕縱進行了嚴正的抵製。《後漢書》卷四三《朱樂何傳》論曰：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後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
充分體現了士大夫官僚在和帝繼位之初、大權旁落外戚之時對安定國家所起的重要作用。除袁安、任隗、何敞、樂恢四人外，尚有陳寵、鮑德、魯恭、張酺、韓棱、周榮等。袁安於永元四年春去世，繼為司徒的丁鴻複以為任，因日食上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之徵，奏劾竇憲“驕溢背君，專功獨行”，“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可見，士大夫官僚群體在抵製竇氏專權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是後來成為竇府主薄的崔駰，對竇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成為反竇中的一員，以致“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這股反竇政治勢力，使得竇氏專權期間，頗費心力對付。樂恢數次上書彈劾竇氏，對“諸舅寵盛，權行四方”的現實多加指斥，因“意不得行”，仍乞歸故裏。竇憲並未放過樂恢，“因是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又《後漢書·周榮傳》載周榮：
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於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曆宰二城。今複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
周榮的經曆以及周榮與徐齮的對話，一方麵見出反竇人士的無所畏懼，另一方麵也見出竇氏對反竇勢力忌恨之深以致用“刺客滿城”來威脅對付。所以，竇憲雖然睚眥必報，但處於反竇聲浪中的竇憲還是有輕重緩急之別的。
可以說，竇氏在馬氏敗後，一是在章帝末年，竇憲受到章帝的扼製，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再起，二是從章帝時開始延續至和帝永元年間的士大夫官僚反竇政治群體，讓竇氏疲於應付，再加上馬氏集團敗後，並不構成對竇氏的威脅，又無反抗竇氏的明顯舉動，相反倒有積怨化解的傾向，因而，從當時政治情形來看，馬氏並未成為竇氏處心積慮加以對付的對象。班固、傅毅、崔駰雖然在馬氏敗後、和帝繼位之初同時供職竇府，也完全沒有必要用賦體創作劃清與馬氏集團的界限，並借此作為投靠竇氏的政治轉向的風標。
(四)大賦頌美主流的延續與衰微
以班固為代表的東漢前期賦體創作的頌美主流的確立，不僅在東漢中後期有所承繼，魏晉南北朝大賦也一直作為主流在創作中得以延續，其中兩晉、隋朝兩個階段的創作尤為突出，充分體現了班固賦體理論與實踐對後世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除了《兩都賦》外，班固還作了《終南山賦》，從殘文看，以頌美口吻，描寫了“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即天子遊幸終南山之事，也是脫離了諷頌模式的頌美之作。此後頌美範圍逐漸拓寬，凡宮殿、都邑、田耕等都有涉及。王延壽《魯靈光賦序》就表達了這種頌美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