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之後，遊宴應製背景下的小賦創作首推漢初藩國文士的小賦創作。漢初藩國文士小賦主要集中在梁王集團之中，其他如淮南王劉安等藩國集團也有創作。《西京雜記》載：“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亙數十裏，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主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雜記》卷二，《四部叢刊》本。梁王好營宮室，梁王兔園就是梁王及其宮人賓客遊宴的場所。《西京雜記》又載：“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為《屏風賦》，……韓安國作《幾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匹。”《西京雜記》卷四，《四部叢刊》本。《西京雜記》中所載梁苑遊宴娛樂背景，決定了梁苑文士賦體創作的特點，其“體物言誌”的方式大都是托物頌德，大致說來有兩種方式。一是以物自喻，托物頌他人之德。這是漢初藩國君臣賦體創作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如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羊勝《屏風賦》，頗有卑身頌德阿諛之氣。如公孫詭《文鹿賦》：
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
此賦化用《詩經·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以鹿自比，以鹿棄丘山而入於槐庭比喻自己慕梁王“德聲”而在梁王門下，所謂“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頌德之意甚明。又如路喬如《鶴賦》：
白鳥朱冠，鼓翼池幹。舉修距而躍躍，奮浩翅之。宛修頸而顧步，啄沙磧而相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馮朱檻而為歡。
以鶴在梁苑，野禽野性猶知報恩，頌揚梁王“廣愛”之德。顯然以鶴自喻，以鶴“方騰驤而鳴舞，馮朱檻而為歡”，比喻自己為梁王門客的欣喜之情。
第二種方式即是托物頌德，物成為頌德的手段與工具，鄒陽《酒賦》《幾賦》、羊勝《屏風賦》、枚乘《柳賦》、公孫乘《月賦》等都是。如鄒陽《酒賦》：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呆。皆麹湒丘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啟。嗟同物而異殊，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釀既成，綠瓷既啟，且筐且漉，載莤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為席，犀璩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幾，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粱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徵揚。樂隻之深，不吳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酒賦》可分前後兩個部分。先應題，還是著重“酒”字做文章，著重寫了“酒”的“清”、“濁”之分，但是“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侍”，顯然在酒的清濁中寄寓了對梁王招納人才的頌揚。後部分直接寫梁王招集群士飲酒遊宴，酒以聚士，酒以顯德，借酒頌揚了梁王“君子以為禮”，也表達了“吾王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的賀祝。酒有清濁之分，但在梁王的聚集之下，卻能夠“殊才而共侍”，顯然托酒頌德。這種聯想，是遊宴命題作文之下的頌德思維所決定的。這一思維模式同樣表現在枚乘的《柳賦》及公孫乘的《月賦》中。如枚乘《柳賦》雲：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厲響，蜘咮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於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禦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於嗟樂兮。於是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雕。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雋乂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複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此賦的結構與鄒陽大致相同。賦的前部分主要是寫忘憂館柳枝柳葉以及柳枝柳葉柳色所吸引而來的群鳥歌鳴的景況。接著敘寫君王“禦群英而翫之”的遊宴活動，正是君王“淵穆其度”才使得“小臣瞽聵，與此陳詞，於嗟樂兮”，故賦的最後四句告誡自己不要徒受梁王的厚愛，毫無建樹，愧對梁王，從而達到頌德的目的。可見，以梁王苑囿柳枝柳葉柳色喻梁王的“淵穆其度”，其托物也曲，其頌德也顯。又如公孫乘的《月賦》：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鶤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岩而似鉤，蔽修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相較於以上諸篇，此篇頌德明確，以月光比喻君子之德，以皎潔月光為君子之光，也較為恰切，作為臣下頌德的意向甚明。而鄒陽《幾賦》、羊勝《屏風賦》托物頌德就顯得頗為牽強。如羊勝《屏風賦》雲：
屏風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遝璧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列，顒顒昂昂。藩後宜之，壽考無疆。
首先描寫了屏風的非同凡響，這樣的屏風，隻能是“藩後宜之”，並揭示了屏風“蔽我君王”，使君王“壽考無疆”的功用。鄒陽《幾賦》雲：
高樹淩雲，蟠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虆，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人名工，乃成斯幾，離奇仿佛，似龍盤馬廻，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西京雜記》載此篇本應是韓安國作，但韓安國未成，鄒陽代作。托“幾”頌德，稍難。鄒陽從製作幾的取材不易及製作精巧、外觀雅致等方麵進行描寫，意在突出使用者的品德與身份，所謂“君王憑之，聖德日躋”。正是這機械的比附，見出梁苑賦體創作的共同模式，即托物頌德。
總之，梁苑群臣賦，充分體現了遊宴娛樂背景下，群臣托物頌德的思維模式，“物”隻是作為頌德的手段與工具而出現在賦中，還沒有成為獨立的表現對象。這一模式既不同於荀子賦體創作體物訓誡，也不同於宋玉賦體托事以諷的模式，但共同表現出“托物言誌”的賦體特征，並對其後詠物賦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
漢武帝時，除司馬相如為代表的散體大賦外，還有一類以遊戲、娛樂為主要目的的小賦創作。上文提及的武帝時以枚皋為代表的遊宴背景下的小賦，雖然本傳稱其“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數量可觀，但枚皋賦今不存，我們隻能從史書的記載中見其當時的盛況。這種詼諧娛樂的創作傾向對漢宣帝時的小賦創作起到一定的影響。上文所引漢宣帝對賦的大小之辨，雖然強調其諷諭意義，其實仍然看出漢宣帝時詠物賦的創作遊宴娛樂的背景，所謂“小者辨麗可喜”，並表現在作家賦體創作的意識之中，隻不過讓娛樂化的創作在理念上與儒家詩教關合。宣帝之時的代表作家是王褒，《漢誌》載其賦有十六篇。其《洞簫賦》體現了漢宣帝之時娛樂遊宴背景下小賦創作的特征。王褒此賦仍有聽樂說教的痕跡，如言“洞簫”之名是“蒙聖主之渥恩”，其最終聽樂的效果仍不出於儒家中和思想，如言“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但就全篇來看，王褒畢竟以主要篇幅描寫簫音及其音樂效果，具體過程中脫離比德的功利附加，接近物象本身，如篇中對洞簫產地的描寫，對洞簫音樂效果的渲染，還是著重於音樂本身的感人效果。相對於梁苑賦，顯然在對所詠之“物”的描寫上是一種審美的進步。《漢書·王褒傳》載：“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複，乃歸。由此可見，王褒《洞簫賦》所具有的娛樂作用。此後，東漢前期傅毅的《舞賦》，對賦體這種娛樂作用更有明確的理論闡述。同時，篇中對舞者的舞態舞姿描寫，尤能見出創作主體對客體一種近似審美的欣賞。這一思維轉向反映在創作中，還有張衡《舞賦》，馬融《琴賦》，王延壽《夢賦》、《王孫賦》以及朱穆的《鬱金賦》等，都表現出以物為本的創作傾向，即著重於物象本身的刻畫。尤其是張衡的《舞賦》，雖為殘篇，但是從殘文來看，仍然可見張衡在繼承這一思想的基礎之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此賦也是假設“昔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賦中對舞者的舞姿舞態以及舞者的情態都有細致的刻畫，也寫出了觀舞者“娛心以悅目”的觀感。賦中有一段雲：“且夫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化如凱風，澤譬時雨。移風易俗，混一齊楚。以祀則神祇來假，以饗則賓主樂胥。方之於此，孰者為優。”此段出自《初學記》卷一五，從其內容看，既像是序言，又像是觀舞後的議論。將這種“娛心而悅目”的觀舞感受與具有“移風易俗”政教功能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比較，並雲“方之於此，孰者為優”，這種比較與明知故問，反映了張衡已脫離詩教觀念，重視“觀舞”這一活動娛心悅目的價值。
建安時代鄴下文人集團的遊宴娛樂活動頗多，建安賦體的同題創作繁盛，同題之中有騷體如《寡婦賦》，也有同題小賦。其特點有：一為應製之作，如《馬腦勒賦》、《迷迭賦》、《車渠椀賦》等，王粲、陳琳、曹植、應瑒、曹丕等皆有作。其二，這些賦體創作大都延續此前詠物賦以德觀物或者以物觀物的賦體思維模式。如詠馬腦勒，陳琳《馬腦勒賦序》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為寶勒，美其英彩之光豔也，使琳賦之。”很明顯是一篇應製之作，王粲等人的同題之作也屬應製之作，均表現出觀物詠德的賦體模式，如陳琳，就強調了馬腦勒“以禦君子”的功用。再如王粲《馬腦勒賦》雲：
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眾材而課美，信莫臧於馬腦。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皂。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禦世嗣之駿服，表驥之儀則。
其詠物模式也基本與陳琳相同，強調了“厥容應規，厥性順德。禦世嗣之駿服，表驥之儀則”的德性與功用價值。其他如詠“迷迭”、“車渠椀”等均體現了以上兩個方麵的主要特點，如：
迷迭賦
陳琳
立碧莖之婀娜，鋪彩條之蜿蟺。下扶踈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實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微發，穆斐斐而承顏。
車渠椀賦
徐幹
園德應規，巽從易安。大小得宜，容如可觀。盛彼清醴，承以琱盤。因歡接口，媚於君顏。
車渠椀賦
王粲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嶽，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明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修達而有文。雜玄黃以為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起眾寶而絕倫。
瓜賦
劉楨
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
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於藤，流美遠布。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折以金刀，四剖三離。承之以雕盤，羃之以纖。甘逾密房，冷亞冰圭。
由以上賦體作品來看，或同題之作，或一人獨作，均為應製，這是規約作家詠物賦體創作的情境。如徐幹《車渠椀賦》主要突出車渠椀的大小皆宜的外觀，以及“因歡接口，媚於君顏”的功用。劉楨的《瓜賦》，是命題作賦，其“促立成”的時間效應，以德觀物或以物觀物應是最好的表達模式，劉楨此賦也正是從瓜的功用角度進行鋪陳的。
兩晉遊宴應製作品大多表現在詩歌創作領域，小賦雖然沒有像漢代及建安時那麼集中，也沒有留下豐富的創作，但是一些作品的小序及描寫還是給我們留下兩晉小賦創作的遊宴娛樂的背景。如陸機《鱉賦序》雲“皇太子幸於釣台，漁人獻鱉，命侍臣作賦”，也有可能是應製之作。東晉蘭亭集會留下了蘭亭詩文，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反映遊宴娛樂的小賦，如庾闡《藏鉤賦》，袁崧《歌賦》、《酒賦》，袁宏《酎宴賦》、《夜酣賦》，褚爽《禊賦》，謝萬《春遊賦》，曹毗《箜篌賦》、《馬射賦》等，從作品的具體描寫來看，都是娛樂遊宴的產物。
南朝宋齊梁陳都有遊宴應製作品留存。一些作品應製頌德特征相當明顯，如蕭齊時一些文人集團特別是齊竟陵王蕭子良文學集團多應製之作，王儉有《和竟陵王子良〈高鬆賦〉》、《靈皇竹賦應詔》，王融有《應竟陵王都桐樹賦》，謝朓《高鬆賦奉竟陵王教作》、《杜若賦奉隨王教於坐獻》等，這種應製之作，依然是觀物賦德的思維模式。當然，南朝小賦創作又表現出向娛情寫物方向進一步發展的特征。劉宋時謝惠連《雪賦》與謝莊《月賦》是代表。《宋書·謝惠連傳》載：“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塚，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宋書·謝莊傳》載：“(元嘉)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可見，謝惠連與謝莊在劉宋元嘉時期俱以文名顯，二人也多有應製之作。謝惠連《雪賦》假設梁王在兔園與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等賓客遊宴，《月賦》借陳王曹植與王粲的月夜娛遊，二篇創作應有著現實的娛樂遊宴背景。《雪賦》與《月賦》並非完全詠雪賦月之作。《雪賦》借司馬相如之筆寫出雪落時之情狀、晴雪之勝狀及凍雪垂冰之奇狀。鄒陽應對《積雪》與《白雪》之歌，前首著重於和侍從雪夜圍爐對酒聽曲的愉悅，後首則是對這種愉悅短暫的悵惘，這種歡愉瞬間即逝與白雪見日即融又何其相似。可見，鄒陽之歌還是著重於人情人事層麵上的感慨。而梁王的全篇之“亂”則對鄒陽之慨做了消解，對雪“因時興滅”高度欣賞，其實在這裏寄寓了一種“縱心皓然，何慮何營”的人生感悟。這也是此篇開頭司馬相如所說的“雪之義”。謝莊《月賦》相對於謝惠連《雪賦》，篇中對“月”的描寫並不多，“月”隻是秋夜月下思人的一個背景。篇中有一段對月德的描寫，卻與篇中抒情氛圍不符。可見，《月賦》與《雪賦》相較，進一步顯示小賦創作向娛情抒情一麵傾斜與發展。
蕭綱提出“立身且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客觀上為與儒家詩教疏離的有娛情寫物特征的宮體詩賦創作起到張本的作用，這一理論上的導引與現實中宮體作家的相互唱和與遊樂之風相激蕩，使得梁陳時期一些小賦創作呈現出娛情寫物的創作特征，這一特征明顯地表現在自然春景與人情人事兩個方麵。在自然物色方麵，庾信的《春賦》最具代表：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並是花，金穀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麵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