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卿賦體創作體現的體物寫誌的賦體特征，在唐前小賦創作中，雖然存在著一些不同與變異，但小賦的體物特性卻在變異中得到強化，在使賦體“體物言誌”的支配性文體特征凸顯的同時，也使得小賦創作的“物境”特征得以顯現。唐前小賦可以分為創作主體的個體創作與遊宴娛樂背景下的應製創作兩種類型。
(一)觀物賦德與體物言誌的小賦創作
作為創作主體的個體行為，就現存文獻來看，荀卿之後漢武帝時孔臧的小賦創作較顯。《漢書·藝文誌》著錄“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孔叢子·連叢》載其《諫格虎賦》、《楊柳賦》、《鴞賦》和《蓼蟲賦》四篇。孔臧為孔子後裔現存的四篇賦作都具有濃厚的說教意味。如《諫格虎賦》，對諸侯國奢侈逾度進行諷諫，反映了對天子權威的維護。《楊柳賦》、《鴞賦》與《蓼蟲賦》都是詠物小賦，頗能說明孔臧詠物賦托物言誌的賦體思維特征。如他的《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曆東園。周旋覽觀，憩於南蕃。睹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托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人。惟非德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蓼，是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水蓼、紅蓼、刺蓼等。味辛，又名辛菜，可作調味用。蓼草遭到蠕蟲寄生其間，並非蓼草本身之錯。孔臧睹此認為是幼蓼不知生長的艱辛，而致使蠕蟲寄生其間。並由此“悟物托事，推況乎人”，認為膏粱子弟不知德義為家，終招致大殃。孔臧這種悟物推人顯然很牽強，但這種牽強正說明了孔臧觀物訓戒的思維極其深固。他的《楊柳賦》及《鴞賦》都是這種觀物頌德訓戒的產物。孔臧小賦旨在挖掘所詠之物本身的“德性”、注重對物象的觀察而進行描寫的表現手法，受到荀子的影響，但是去除了隱語的成分，很明顯地受到儒家比德說的影響。劉向《圍棋賦》，劉歆《燈賦》，杜篤《書賦》，傅毅《琴賦》、《扇賦》，班固《竹扇賦》，班昭《針縷賦》、《大雀賦》、《蟬賦》，張衡《扇賦》，馬融《圍棋賦》、《樗蒲賦》、《琴賦》，王逸《機婦賦》、《荔枝賦》，邊韶《塞賦》，侯瑾《箏賦》等，大都是觀物頌德的思維模式下的產物。
西晉是魏晉南北朝戰亂社會中唯一統一的朝代，雖然短暫，但西晉小賦創作，在數量上達到一個高峰。西晉初年在政壇與文壇均有影響的傅玄，留存辭賦作品近六十篇，其中最多的是小賦，約有四十餘篇。這樣一個數量同集於一種文體創作，前後都少見。傅玄其人，仕魏、晉二朝。晉時官至禦史中丞，遷太仆，轉司隸校尉。追封清泉侯。從其所留文章及《傅子》一書來看，其思想主要以儒學為主。如其奏疏中言“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希望晉武帝能改變這一用人狀況而任用“清遠有禮之臣”。並認為“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對儒學的缺失給國家帶來災難，深表擔憂，也見其對儒學的推重。其所撰成的《傅子》一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可以說，短暫一統的政治背景以及其個人的仕曆與思想，應是傅玄創作大量小賦的主要原因。
傅玄的小賦創作，所詠對象涉及動物、植物、器物以及自然現象，所表現的思想仍然是沿著前代小賦觀物賦德的思維模式，即假象盡辭，托物言誌，著重寫出所詠對象本身所具有的功用、品性，充分體現了小賦的文化功能。傅玄對小賦的文化功能有著自覺的體認，這一點在他的一些詠物賦的小序之中有所表現，如文中所引傅玄賦及序：
相風賦序
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征，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
琴賦序
神農氏造琴，所以協和天下人性，為至和之主。
琵琶賦序
聞之故老雲：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載琴、箏、築、箜篌之屬，作為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之象也。盤圓柄直，陰陽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弦，法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雲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
箏賦序
世以為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體合法度，節究哀樂，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所能關思運巧哉！
投壺賦序
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彈棋賦序
漢成帝好蹴鞠，劉向以為蹴鞠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禦，乃因其體而作彈棋以解之。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紫華賦序
紫華一名長樂華，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餘嘉其華純耐久，可曆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芸香賦序
《月令》：仲春之月，芸始生。鄭玄雲：芸，香草也。世人種之中庭。始以微香進入，終於捐棄黃壤。籲，可閔也！遂詠而賦之。
蜀葵賦序
蜀葵，其苗如瓜瓠，嚐種之，一年引苗而生華，經二年春乃發，既大而結鮮，紫色曜日。
橘賦序
詩人睹王雎而詠後妃之德，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誌焉。
乘輿馬賦序
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自至廄選之。曆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至下廄，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取之，眾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德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眾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眾乃服焉。
從以上所存賦序來看，除了《芸香賦序》言所賦芸香是閔而賦之，似有感懷之外(但是無正文，也不可遽斷)，其餘諸賦均可見出傅玄詠物賦或出於物體的功用，或出於物體的品性，均表現出托物言誌的賦體創作思維模式。其中《橘賦序》還見其對小賦功用的認識直承漢儒詩教觀，所謂“詩人睹王雎而詠後妃之德”，並貫穿著他對前人之作的評價，如言“屈平見朱橘而申直臣之誌焉”，局限於君臣的倫理範圍評價屈原創作《橘頌》的動機。其他如《筆賦》、《硯賦》、《團扇賦》、《節賦》、《敘酒賦》、《鬱金賦》、《宜男花賦》、《菊賦》、《蓍賦》、《瓜賦》、《安石榴賦》、《李賦》、《桃賦》、《棗賦》、《蒲桃賦》、《桑椹賦》、《柳賦》、《雉賦》、《山雞賦》、《鷹賦》、《鸚鵡賦》、《鬥雞賦》、《鷹兔賦》、《馳射馬賦》、《良馬賦》、《走狗賦》、《猿猴賦》、《蟬賦》等，雖無序，但諸篇正文描寫也充分體現其觀物賦德的賦體創作模式。如《柳賦》雲“美允靈之鑠氣兮，嘉木德之在春。何茲柳之珍樹兮，稟二儀之清純”；《棗賦》雲“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桃賦》雲“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宜男花賦》雲“猗猗令草，生於中方，花曰宜男，號應禎祥……充後妃之盛飾兮，登紫薇之內庭”；《硯賦》雲“采陰山之潛璞，簡眾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以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含衝德之清玄”。五篇涉及自然氣象，也是觀物詠德，其假象盡辭的意味也甚明。如《風賦》雲：“嘉太極之開元，美天地之定位。樂雷風之相薄，悅山澤之通氣。”《喜霽賦》雲：“昔唐帝之欽明兮，遘洪水之巨害。在殷湯之盛時兮，亢炎旱以曆歲。伊我後之神聖兮，敷皇道以居帝。雖風雨之失度兮，且嘉穀之無敗。鹹調暢以茲茂兮，天人穆其交泰。命怡樂之吐和兮，播仁風於無外。”更是從頌美的角度觀物，並力圖從物之美聯想涉及政治德教，其他如《陽春賦》、《述夏賦》等莫不如此。
可見，傅玄詠物賦在繼承荀卿、兩漢小賦的創作思維模式的同時，又通過其大量的創作實踐強化了小賦的文體功能，對西晉一代傅鹹、夏侯湛、陸機等人的小賦創作產生重要的直接影響。傅鹹為傅玄子，主要仕於惠帝朝，在位多有執正。其屬文論文秉承儒家詩教，頗似其父。今存賦三十六篇，其中約近三十篇屬小賦創作，描寫對象涉及方方麵麵，諸如自然天象、品物、花木、動物等，如《喜雨賦並序》、《患雨賦》、《感涼賦並序》、《神泉賦並序》、《小語賦》、《相風賦序》、《紙賦》、《羽扇賦並序》、《扇賦並序》、《狗脊扇賦》、《櫛賦並序》、《鏡賦》、《汙卮賦並序》、《畫像賦並序》、《燭賦並序》、《款冬花賦並序》、《芸香賦並序》、《玉賦並序》、《桑樹賦並序》、《梧桐賦》、《舜華賦並序》、《儀鳳賦並序》、《鸚鵡賦》、《燕賦並序》、《斑鳩賦並序》、《黏蟬賦並序》、《鳴蜩賦》、《青蠅賦》、《蜉蝣賦並序》、《螢火賦並序》、《叩頭蟲賦並序》等。此外成公綏、孫楚、嵇含、夏侯湛、左芬、陸機等人的小賦創作在他們的辭賦創作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東晉與南朝，承繼儒學詩教背景下的觀物賦德的小賦創作，仍有繼作，從笙音中聽出了“易俗移風，興洽至教”的政教功用。再如南朝梁代四蕭創作中，梁武帝蕭衍、昭明太子蕭統的賦體創作以觀物詠德居多。如蕭衍《圍棋賦》雲“圍奩象天，方局法地。抨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玄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秘”《藝文類聚》，著重圍棋所具有的法象天地的格局以及神遊安思的功用。蕭統存賦七篇，除《七契》外，其餘六篇，即《殿賦》、《銅山博山香爐賦》、《扇賦》、《芙蓉賦》、《鸚鵡賦》、《蟬賦》，雖是殘文，但主要也是觀物賦德。主要強調扇的功用。
西晉時一些賦序也如傅玄諸序一樣很能顯示西晉一代作家對小賦文體的認識與實踐。，對賦的看法，一是強調賦物的特征，二是強調了分理的功效，即利用敷演無方的方式“分理”，即分析物理。《藝文類聚》輯錄的成公綏《天地賦序》雲：
天地至神，難以一言定稱。故體而言之，則曰兩儀；假而言之，則曰乾坤；氣而言之，則曰陰陽；性而言之，則曰柔剛；色而言之，則曰玄黃；名而言之，則曰天地。
其對“天地”的觀察與描寫，就是對這種賦體理論的實踐。又其《烏賦序》言：
有孝烏集餘之廬，乃喟然而歎曰：餘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為而至哉！夫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尋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茲蓋古人所以為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此序交代了作《烏賦》的緣由，但更為重要的是“惡鳥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將己之《烏賦》與賈誼《鳥賦》相比，揭示了同為“詠物”，二者有著不同的文體特征，即騷體與賦體的不同。騷體是借物抒情，對物體本身不作過多地關注，即使關注也是移情多於賦物。如賈誼的《鳥賦》因己之情而不見鳥，鳥在賦中隻是一個托體、借體，是為了抒發賈誼遭貶憂懼之情。而賦體則是以物體為主，在賦物的同時看到物體所具有的品性，盡管這品性與人倫道德相關，也有作者的一己之思，但相較而言是一種普泛的情感。成公綏的《烏賦》，不以一己之情加之烏鳥，故能對烏鳥嘉其善而賦寫之。因而成公綏將《烏賦》與《鳥賦》的對比，形象地揭示了騷體與賦體的支配性文體特征的不同。這一區別同樣表現在西晉時賈彪、傅鹹對張華《鷦鷯賦》的不同看法上。張華《鷦鷯賦》是一篇“自寄”之作，在“鷦鷯”身上，張華有更多的自身感受。與張華同時或稍後的賈彪與傅鹹，均不讚同張華的鷦鷯處世哲學，十分讚同大鵬“棲形遐遠”全生遠害的處世態度。傅鹹認為像鷦鷯那樣的無用之用的全生之法是自欺欺人，應該效法儀鳳隨時出處的處世哲學。馬積高師從三篇作品不同的主題傾向上審視，認為“圍繞著張華這篇賦所展開的論爭，正反映了司馬炎統治前後政治局勢的升降。同時，也可以說，它反映了從魏末到西晉某些士大夫人生觀的變化”馬積高師。若從文體的角度視之，這種爭論，同時反映了騷體與賦體創作的重要區別：騷體中創作主體的自我情感介入相當明顯，而賦體中創作主體則是相對淡出，創作主體當下心靈感受基本懸置，而借助“體物”表現一種哲理，與創作主體自我的心靈與生命感受關涉甚少。
如果我們將托物之“物”作寬泛的理解，凡是一切借托言說的對象都可以作為客體之“物”看待的話，與張華《鷦鷯賦》的效應相同的還有關於“逸民”的主題。如陸雲《逸民賦序》雲：
富貴者，是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幹其誌。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
陸雲稱讚“逸民”的處世態度，篇中對逸民“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的生活進行了描寫，借此表達了陸雲的生活祈向。我們從陸雲的《逸民箴》可知，此篇一出，也遭到一些人的質疑，《逸民箴序》曰：“餘昔為《逸民賦》，大將軍掾何道彥，大府之俊才也。作《反逸民賦》，盛稱官人之美，寵祿之華靡，偉名位之大寶，斐然其可觀也。夫名者實之賓，位者物之寄。窮高有必顛之吝，溢美有大惡之尤，可不慎哉。由此又見，對“逸民”的不同認識，也正是作者自身當下人生態度的一種反映。雖然，以上產生的爭論，因魏晉玄學的興盛，大多超出儒家思想的範圍，但是所論由儒學向玄學的轉變，並沒有改變賦體“托物言誌”的思維模式。因而以上的差異，既是人生觀的對立，同時也是文體觀的不同所致，也就是說在均以“物”名篇的創作中，存在著騷體與賦體的差別。
與創作領域對小賦“假象興物，有取其美”(成公綏《鴻雁賦序》)的認識與實踐同步的，在理論方麵，出現了陸機就陸機本人創作實踐來看，他的以“賦”名篇的感物作品，同樣也存在著騷體與賦體之別。從騷體角度言之，充分體現了“緣情感物”的“感物”特點；從賦體角度來看，則充分體現了摯虞所論“假象盡辭，敷陳其誌”，誠然，相較儒學的道德附加下的觀物而言，玄學強調的“虛己應物”的體道方式，更利於對“物”的體認，但是就小賦創作的曆史而言，卻是由道德觀照轉向玄學觀照。這一點在東晉有更為明顯的表現，如司馬無忌，用動靜無為的玄學概念描述圓竹扇的功用。晉明帝用道家任運隨時的人生觀觀照蟬。更是直接描寫玄談的一篇賦作。小賦“體物寫誌”的功能並未因“誌”的由儒向玄的轉換而失去其在賦體中的支配性文體特征的重要作用。因而，陸機“賦體物而瀏亮”的賦體觀的提出，一方麵固然與玄學感知方式有關，另一方麵也是基於賦體實際創作的一個總結。
(二)遊宴應製背景下的小賦創作：與儒家詩教的關合與疏離
遊宴應製背景的小賦創作，始於宋玉。總體而言，宋玉賦作具有諷諫的用世目的，雖然諷諫對漢大賦的影響很大(詳後)，但是就“體物”而言，如其遊宴背景下創作的《風賦》、《釣賦》、《大言賦》、《小言賦》等，無疑對後世遊宴應製的小賦創作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