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小賦創作及文體意識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荀子創立小賦的儒學背景及以後小賦創作遊宴應製氛圍兩個方麵的因素。
(一)荀子賦體與小賦創作的儒學背景及小賦體物言誌賦體特征的確立
對荀子賦體創作的研究，不僅僅涉及荀子一個人的問題，同時牽涉到賦體的創始時間以及對賦體這一文體特征的認識。
首先，我們從荀子賦體創作時間來看荀子賦作在賦體尤其是小賦創作上的重要意義，認為自荀子、宋玉始，賦體才取得“爰賜名號”文體的獨立地位。又如清王芑孫《讀賦卮言·導源》言：
荀況賦論言請陳佹詩；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曰“佹”，旁出之辭；曰“流”，每下之說。夫既與詩分體，則義兼比興，用長箴頌矣。單行之始，椎輪晚周，別子為祖，荀況屈平是也。繼別為宗，宋玉是也。追其統係，三百篇其百世不遷之宗矣。下此則兩家歧出，有由屈子之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昭明序《選》，所以雲荀宋表前，賈馬繼後，而慨然於源流自茲也。相如之徒，敷典摛文，乃從荀法；賈傅以下，湛思渺慮，具有屈心。抑荀正而屈變，馬愉而賈戚，雖雲一轂，略已殊途。賦家極軌，要當盛漢之隆，而或命騷為的，偏奉東京，豈曰知言者哉。
王氏所言雖然總持騷賦宗詩之論，也沒有明言騷賦不同體，但還是認為自詩之後，屈原與荀子“兩家歧出，有由屈子之分支者，有自荀卿別派者”，並指出兩派後世的延續，其實已經意識到荀子賦在賦體創作中的開創之功，這種開創有別於屈子的騷體創作。
近年來，伴隨著對賦體起源的探討，人們開始質疑荀子首創賦體之功。最為主要的有兩種意見，一是認為始於宋玉，一是認為始於賈誼。二者雖有異，但在否定荀賦的開創之功上是一致的。其否定的理由大致有三：
一是荀子《賦篇》不是規範的稱呼。“《賦篇》總題中雖用了‘賦’字，但畢竟未明確地稱為‘某某賦’，但是若以篇名的規範來定體，屈原的作品也沒有一定的規範，其稱為楚辭或騷體者，是後人追奉。且就後世賦體創作而論，還存在著不以賦體名篇的現象，如七體、對問體等。荀卿諸篇的命名，看似不規範，恰恰見出賦體始創的特征，它為後來賦體直接以某某賦名篇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參照。且漢以後，從創作實際看，不論騷體還是賦體都可以“賦”名篇，篇名“賦”字已失去它應有的區分騷體與賦體的作用與意義。
二是荀子。荀子《賦篇》五篇和《佹詩》與“小歌”，就今天的觀點來看，一屬於賦體，一屬於騷體(或曰詩體)。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前人文體歸類不嚴(創作中體現出不同體)，《荀子》中有的篇章是其弟子輯錄的，再者《賦篇》五篇與兩篇騷體，據考證作於不同時期(詳後)。又，後世賦體創作文末附歌的形式很多，如班固的《兩都賦》等。由此，正見出荀子賦體對後世的影響。因而，“體製不純”不能作為否定《賦篇》首創賦體的依據。
三是從生平與創作的時間角度否定荀子賦的開創之功。如認為荀子的著述全都在荀子的晚年，而荀子晚年侍楚春申君，已在宋玉侍楚襄王之後，因而，即便承認荀子《賦篇》具有文體學上的意義，也在宋玉之後了。劉向《孫卿新書序》言荀子至楚後：“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後世學者一般均認為《荀子》一書均著述於荀子晚年居楚之後。王齊洲先生更以此作為判斷賦體始創者的歸屬標準：“荀子的賦作是其入楚後所作，這是探討賦體源流的學者們的一致意見，而荀子入楚時間是有史可考的，這為解決荀子和宋玉誰先創製賦體提供了線索。”王齊洲《賦體起源和宋玉的文體創造——兼論漢代賦家的賦體探源》，當然，也有認為荀子賦體雖作於晚年，但是由於宋玉賦的真偽問題，動搖不了荀子賦的首創地位。如薑書閣《荀子賦篇平議》一文認為：“考荀卿著書，當在其晚年既廢之後，而家居蘭陵之時”，因而其《賦篇》也作於荀子晚年，認為“皆其晚年在楚所作，故亦用楚聲，其或與屈子的騷辭相類”在荀子與宋玉誰為賦祖的爭論上，薑書閣先生傾向於荀子，因他認為宋玉的賦體創作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偽作問題，一是篇名賦體有被後人所改的可能。因此，雖然他認為荀子賦體創作可能要在宋玉之後，但是從篇名的角度而言，認為“惟《荀子》之《賦》則明著於篇目，而以為名，足當‘爰賜名號’與‘命賦之厥初’而無愧也”薑書閣先生所言，完全以篇名定體，是有一定局限的。因為賦體正如騷體一樣，是創作在先。在文體意識尚未明確之前，從創作角度而言，一定體式的出現，作為初創者不會有意識地為其創作確立一個文體名稱，屈原創作之初也無“騷體”之名，但並不妨礙我們對其騷體開創者的確立。假如以篇名定體，就會因篇名的不完善或文獻的糾纏，很難判定孰是孰非。這種推斷難以令人信服。
因而，在排除了《賦篇》體製不純以及以篇名定體的局限之後，判定荀子《賦篇》在賦體上的意義，首先應該在班固與劉勰所言的基礎上考訂荀子《賦篇》與宋玉賦作的創作的大概時間，隻能從時間上斷定二者的先後關係。關於荀子的生平，因史料的簡單，有許多爭論。《史記·荀卿列傳》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劉向《孫卿新書序》載之較詳：
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於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鹹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裏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複固謝孫卿，孫卿乃行，複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蘭陵廢，因家蘭陵。
綜合以上兩則材料，荀卿的生平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荀子大概仕曆應是先遊學於齊，齊襄王時，稷下學宮複盛，在其他稷下學士先後去世的情況下，他三為祭酒，“最為老師”。荀子遭讒，由齊入楚，侍春申君。在楚又遭讒，去楚至趙，後又由趙再次入楚而終老楚之蘭陵。二是在齊、楚的大概時間。司馬遷與劉向的記載均言“年五十始來遊學”，一是與“是時孫卿有秀才”以及“遊學”不太相符，二是荀子至少活到春申君死後(公元前238)，以公元前255年荀卿遭讒去齊至楚算起，還有十八年時間，有的還將荀子的卒年推至李斯為秦相之後，那麼，他的年壽更長。據東漢應劭《風俗通義·窮通》載：“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南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三一引劉向《孫卿新書序》作“年十五”。王先謙《荀子集解》引盧文紹校注曰：“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作‘年十五’。晁公武《讀書誌》所引亦同。”從劉向所序來看，孫卿在齊襄王時最為老師，之前，還敘及了齊威王、齊宣王時稷下學宮的盛況，那時荀卿尚未知名。因而，荀子從年十五遊齊至齊襄王時最為老師，應有一段時間。那麼，荀子至齊應在齊閔王時，最遲也應該在齊襄王初年已經至齊。齊襄王在位共十八年(公元前283-公元前265)，約十年後荀子才至楚為蘭陵令。因而，不管如何，荀子至楚之前，在齊國至少有二十八年的時間。從公元前255年至春申君公元前238年卒，中間略去他因讒離楚之趙不計，約有十二年的時間在楚。弄清這樣兩個曆史階段，對我們認清荀子論著辭賦創作的時間頗為重要。固然，他的論著大部分都是至楚以後晚年所作，但是在齊最為老師的情況下，一無著述，似不可能。趙逵夫先生認為“根據《賦篇》的文字、內容，斷定其前半的五首作於荀卿初至齊國的階段，即宣王的後期，而後半的‘詭詩’即《戰國策》和《韓詩外傳》所說的賦作於其生平的後期，離開趙國之前，當在公元前255年或公元前256年，前後相距約五十年上下”，“據《》中‘弟子’雲雲，這五首應作於初至齊之前期即齊宣王後期(約公元前310-公元前301年)”。雖然趙先生將荀子《賦篇》定為“”，而將《賦篇》的“詭詩”(並其小歌)為賦，未必是(詳後)，但趙先生對兩個部分創作時間的考定則有啟示。這裏所要補充一點的是，劉向《孫卿新書序》言“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孫卿在齊，與其他稷下先生相較，他正是以其儒學思想才“最為老師”，這一點與孫卿五篇賦表現的儒學思想是一致的。
關於宋玉的生平雖也隻是一個大概，但是宋玉賦體的創作，從序文來看，大都是作於與楚襄王遊宴之時，這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頃襄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63年，共三十六年。因而，荀子的賦體創作早於宋玉或基本上與宋玉同時。這樣看來，二者的不同思想背景、作家的個性以及地域的關係都對二人賦體的風格產生巨大的影響。
其次，從荀賦與隱語的關係角度看小賦創作的儒學背景及小賦體物言誌賦體特征的確立。
可見，隱語有以下兩個方麵的特征：其一，對答形式；其二，有謎麵與謎底的關係，即“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荀子《賦篇》五篇，即《禮》、《知》、《雲》、《蠶》、《箴》，在表現上也有相同的特點，即用問答形式展開，問的部分類似於謎麵，而答的部分即是所問的謎底。雖然五篇各有側重，但是五篇表現出的一問一答的體式，與隱語“問答”體式類似。尤其是其中的用語都是針對具體物象而言，具有相當的指喻性。甚至一些用語也帶有明顯的謎語特征，如《雲》篇雲“友風而子雨”，《蠶》篇說蠶“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其音諧“殘”。《箴》篇雲針“既以縫表，又以連裏”，明顯指向針的功用。劉勰《文心雕龍·諧隱》講到隱語的源流嬗變時，言及“荀卿《蠶賦》，已兆其體”。以劉勰語作為荀卿《蠶賦》等五篇為隱語，這是不足為據的。一是因為劉勰《詮賦》篇講到賦體的“爰賜名號”時，提到荀卿的《禮》《知》；二是劉勰是在講到隱語自魏代以後化為謎語時言及荀卿的：
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為謎語。謎也者，回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
劉勰指出了隱語在魏代以後化為謎語的情況，所謂“體目文字”。範文瀾注《文心雕龍》列舉《世說新語·捷悟篇》言：
魏武嚐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細婦，外孫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否？”答曰：“解。”……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