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受到戰國時代的對話體話語表達方式的影響。先秦諸子，如《墨子》、《孟子》、《莊子》、《荀子》等代表性著作，或多或少采用對話體式。而從《戰國策》所載策士言論來看，士人往往都是在與君主等人的對話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人生主張。上文提到的“隱語”大都是在對話中生成。先秦諸子的對話言說方式，是荀卿賦篇對話體製產生的思維背景，而荀卿賦體對答模式又成為後世賦體重要的體式特征之一。
三是與荀卿儒者的身份有關。荀子《賦篇》多表現出對禮、智、雲、蠶、針之功用的描寫，表明荀子作賦時對賦體托物言誌的政教功能有著明確的認識。這一特點的形成，與荀子作為儒家集大成者的身份有很大關係，並形成後世賦體文體特征的主要內涵。
生活在戰國末期的荀子，作為儒學的集大成者，其賦體創作由隱語向賦體的轉換，初步表現出由隱語、箴銘等實用文體轉向賦體的文學傳達，是《虞書》“詩言誌”詩教在賦體創作中的實踐。荀子以儒者身份進行賦體創作，其開創之功，對後世賦體創作中儒學思想的凸現與儒學詩教的創作實踐影響甚遠，奠定了荀子《賦篇》在賦體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小賦創作的遊宴應製氛圍
政治集團遊宴娛樂之風是形成唐前小賦創作的又一重要原因，遊宴娛樂背景之下創作主體的文學侍從身份，使得小賦創作在與儒家詩教的關合與疏離中，朝著娛樂與體物的方向發展。
政治集團遊宴之風的創作背景，雖然在宋玉的賦中就有最初的表現，但非常明顯的是，宋玉諸賦創作是對所詠之事，極盡描寫之能事，但其托物諷諫的目的，各篇都是明確的。因而，政治遊宴背景下，真正從娛樂的角度頌德的創作，實始於漢初。兩漢政治集團娛樂遊宴背景之下的小賦創作，集中於漢初梁苑集團及漢武帝與漢宣帝之世。秦王朝短祚速亡，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才算真正結束戰國以來諸侯紛爭的局麵。但是，漢高祖劉邦初建天下至漢武帝這一曆史階段，天下初定，存在著劉氏諸王與皇權紛爭的局麵。漢初高祖劉邦初建劉氏天下，“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同姓王是劉邦征服、鎮守天下的驍將。在同姓王中吳王濞、梁王武、淮南王安分別是貫穿著漢室初建至漢武帝時對中央政權形成嚴重威脅的三大諸侯王。隨著天下的稍定，首先是吳王濞的謀反，雖是因吳太子被太子所殺而起，但主要在於劉氏同姓王，日漸坐大，擁有民力與財力，且有著反抗削藩的政治旗幟。因而，後來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發動七國之亂。七國之亂雖被平定，但也足見諸侯王的勢力已構成了對中央集權的威脅。
梁王因平定七國之亂有功及與漢景帝為同胞兄弟的關係，備受竇太後的寵愛，竇太後甚至有在景帝百年之後讓梁王接位的考慮。《漢書·文三王傳》載：“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後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裏，廣睢陽城七十裏，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台三十餘裏。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後景帝廢栗太子，竇太後想立梁王為嗣，遭到大臣袁盎等人的反對。梁王因覬覦王位而殺大臣袁盎，事泄，抑鬱惶恐而終。
淮南王劉安，其父淮南王厲在文帝時因謀反罪被誅，景帝時七國之亂，因其相的堅守而未參與叛亂，其國得保。至漢武帝之時，淮南王以叔父之尊，也頗受武帝的尊奉，但是也因武帝未立太子而產生覬覦承嗣王位之心，《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載：
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裏。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
淮南王劉安後也因謀反罪被殺。
漢初諸侯王的門下聚集了眾多的賓客。當然在眾多遊士中，一部分是舊有死黨，如淮南王安“群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也有一些策士，如梁孝王的遊客公孫詭、羊勝等，這些人皆有推助慫恿諸侯王反叛之意，如《漢書·文三王傳》載梁王“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但也有一部分賓客並不支持諸侯王的謀反，如吳王欲謀反，鄒陽、枚乘等諫之，未被采納。而鄒陽遊梁後，也勸諫梁王勿反。鄒陽、枚乘等人之所以遊於諸侯之間而又不與諸侯王的政治野心保持一致，主要是因諸侯強大，相對於朝廷而言，也能禮遇遊士，文士在諸侯國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漢書·文三王傳》載：“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後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孝王賓客簡直與漢廷朝士無異。另外，漢初三大諸侯王愛好文章之士，吸引了一些以文著稱的文士。《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又如《漢書·枚乘傳》載：“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複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淮南王劉安，因其“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此數千人中也有愛好辭賦如淮南小山之徒等。總之，漢初諸侯之門賓客雲集，這既是戰國策士遊說的餘緒，又是漢初特定的政治形勢的反映，也體現了漢初諸侯王門客具有的雙重身份。他們仍具有戰國策士特征，為諸侯王出謀劃策，但以文著者，往往“皆善屬辭賦”。策士與文士的雙重身份，加上諸侯遊宴娛樂的背景，是漢初小賦創作興盛的重要原因。
武帝繼位之後，他不僅采用推恩的方式削藩，文化上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一統政策，同時廣招天下之士。《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班固讚曰：
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製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栗豎，衛青奮於奴仆，日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於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世。
此段極其詳盡地描述了漢武帝繼位之後網羅天下文武之士的盛況，漢宣帝承之而發揚，從而扭轉了漢初文士遊仕諸侯的局麵，也為賦體創作營造了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的盛世背景。就小賦創作而言，漢武之世的小賦創作更向著“為賦仍俳”的娛樂化方向發展。能夠代表小賦這一創作傾向的是枚乘子枚皋。《漢書·枚皋傳》載枚皋：“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遊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蹴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枚皋賦今雖不存，但其賦作一百三十餘篇，數量可觀。此段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枚皋的賦作多是隨侍漢武帝應製之作；二是枚皋賦與司馬相如在體製上的不同。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從現存的司馬相如賦來看，相如賦體製宏大，故少而善，這也說明了枚皋小賦與相如大賦體製的區別；三是枚皋自言其對賦體的認識是“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本傳又雲其賦體“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足見枚皋娛樂詼笑的創作態度，這種態度與劉勰所說的“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大賦有別。漢宣帝修漢武故事，上文所引漢宣帝對賦的大小之辨，雖然強調其諷諭意義，其實仍然看出漢宣帝之時以王褒為首的小賦創作的遊宴娛樂背景，所謂“小者辨麗可喜”，並表現在作家賦體創作的意識之中。
《文心雕龍·明詩》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裏雖然論及的是建安詩歌繁榮的盛況，但鄴下文人集團“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遊宴娛樂同樣也是建安小賦創作的氛圍。
南朝齊梁，竟陵王蕭子良的竟陵八友以及圍繞在蕭綱周圍的文人集團，其遊宴娛樂之風同樣成為南朝賦創作背景。如《南齊書·竟陵王蕭子良傳》：“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又，《北史·庾信傳》：“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宮體小賦的創作雖然與前此一些小賦創作有著同樣的遊宴娛樂背景，但是蕭綱“立身且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口號的提出，使得南朝小賦創作走出宋玉諷諫創作模式，也走出了兩漢小賦創作將遊宴娛樂與儒家詩教尋求契合的尷尬，完全延續小賦的娛樂娛情，使小賦的娛樂功用徹底與儒家詩教疏離，從而使小賦的娛樂化功用在南朝第一次得到堂而皇之的表現。
唐前小賦創作主體的儒學詩教背景以及政治集團下的娛樂遊宴氛圍，決定了小賦創作主體個性的隱沒或曰淡出，從而使小賦體現出賦體體物言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