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陸機對先輩的哀悼，有時還表現出理遣的特色，如其《思親賦》最後言“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有人道不敵天道、人不能逃脫死神控製的無奈與悲傷，但也正是從這無奈與悲傷中悟出了人類的生死宿命，這是陸機排解思親之情的一種理遣，從中我們也可看到玄學的理思對陸機創作的影響。
陸機以上三個方麵的拓展，尤其是從“孝”的角度表達哀情，對以後此類騷體創作頗有影響。他的《祖德賦》、《述先賦》與《思親賦》，《藝文類聚》卷二○“人事部”“孝”類均有錄，除陸機外，還錄有謝靈運《孝感賦》、梁孝武帝《孝思賦》等。謝靈運《孝感賦》篇中言“舉高檣於楊潭，眇投跡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顧紹柏先生認為謝靈運“於元嘉八年季冬離京師(今江蘇南京)赴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任內史，賦即作於此時，其中寫到‘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表明出發的時間是在冬十二月初，西曆已屬432年”。若此，此篇作於謝靈運因謀反罪被殺的前一年。謝靈運此次任臨川內史，是因自己赴京為己辯誣，宋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也就是說，謝靈運去臨川，是宋文帝“不欲使東歸”，未能從建康再回歸故鄉。也許謝靈運有感於此一去臨川不知何時或許永無歸鄉的可能，故篇中雲“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是他感到對先輩丘墳死不能“敬享”的一種愧疚。梁武帝蕭衍的《孝思賦》，從序文看，寫得也頗動人，將一國之君，處於國家動蕩之際，生不能盡養、死不能盡享之痛淋漓表達了出來。因而，篇中表達的“孝思”，更多地包含著人生顛沛、國家動蕩之痛。
如果說對先輩的傷悼包含著一種頌德、盡孝的人倫之情，那麼，對晚輩尤其是“悼夭”之作，雖有時也頌其年幼品性，但表達更多的則是對生命早夭凋零的人生感痛。將生離與死別對比，突出死別“乃千秋而不見”的悲哀有勝於生離。王粲有一篇《傷夭賦》抑或為傷子早夭之作。南朝時江淹還有一篇《傷愛子賦》，其序曰：“江艽，字胤卿，仆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哉遘閔，涉歲而卒，悲至躑躅，乃為此文。”此篇一方麵傷悼愛子的早逝，另一方麵，也是悲歎愛子逝去後的此生無樂。篇末雲“然則生之樂兮親與愛，內與外兮長與稚。傷弱子之冥冥，獨幽泉兮而永閟。餘無愆於蒼祗，亦何怨於厚地。信釋氏之靈果，歸三世之遠致。願同升於淨刹，與塵習兮永棄”可見，亦是傷子傷己之作。
相對於先輩與愛子，對其他親朋的哀悼，在這一時期也有表現。如王粲的《思友賦》、向秀《思舊賦》及江淹《傷友人賦》等，都是對摯友逝去的哀悼之作。尤其是向秀的《思舊賦》，魯迅稱其為“剛開了頭卻又煞了尾”，篇幅雖短，卻著重表現了經舊廬而生物是人非之歎，聽笛音而思慕嵇康臨死揮弦之情，表達了向秀對嵇康慷慨赴死的景慕與追念。《晉書·向秀傳》載：“(嵇)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君有箕山之誌，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雲。”那麼，向秀《思舊賦》應作於嵇康被殺，向秀應本郡計入洛之後。向秀與司馬昭之間的對答，也是向秀的一時應對而已，並不能排除其入洛後對嵇康的深切思念。江淹《傷友人賦序》言：“仆之神交者，嚐有陳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博學多聞，明敏而識奇異，仆以為天下絕倫。黯與秋草同折，今不複見才矣。既而陳書有念，橫瑟無從。雖乏張、範通靈之感，庶同嵇、向篤徒之哀。”曹髦此篇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戰亂、疾病造成的生離死別之痛。
西晉陸機的傷悼之作，將這一時期傷逝之作向抒情與理思結合的方向推進。陸機作品中也有對親朋凋零的生命哀傷，是對其姊去世的哀傷，而《歎逝賦》則將對一人逝去之悲擴展至眾多親朋，其序曰：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餘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從此序可以看出，陸機的“歎逝”，是不惑之年的陸機麵對十年以來的“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的現實，所抒發的人命危淺的人生感受。晉惠帝永康元年(300)，陸機年方四十。此年趙王倫誅殺賈後、賈謐，並導致了後來的“八王之亂”，西晉從此動蕩不安。在這一事件中，當時政壇、文壇領袖張華被殺，賈謐“二十四友”中與陸機有交往的潘嶽、石崇等也被誅。此篇正作於這一動亂之後，那麼序中所雲“餘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也是確有所指。隻是迫於當時情勢，隱約其詞罷了。三年後陸機遭誣被害，死於軍中。篇中屢歎己之生命將盡，應是陸機於動蕩的政局中感受性命不保的真切流露。陸機的“歎逝”，已從一般哀情的抒發轉向理思與哀情的結合。對親朋故舊的哀思是創作此篇的緣由，但這種哀思是因陸機明顯地感受到天地運轉，歲月流逝，人生苦短，壽考難期，即對天地萬物皆有一死有一種清醒的認識。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對生命運程悲劇性的認識，使得此篇不僅有對親朋故舊“死”的哀悼，還有對自己生命危殆將逝的“生”的憂懼，使得“歎逝”因富有一種對生命遷逝之悲的理思而顯得更加沉痛。另外，此篇“歎逝”，還反映了作者對個體生命的珍視，這也是此篇理思與哀情緊密結合的一種表現。如麵對奔流不息的江水，我們可能會想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名句。儒家強調“未知生，焉知死”，因而這一名句更多的是對“生”的重視，是對人的生命責任與道德的警示。而陸機麵對滔滔江河，他感悟到的卻是江河永恒性中的短暫性：“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由此聯想到由個體組成的人類的永恒性與個體生命的短暫性和悲劇性：“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可見，此篇歎逝更是側重於對個體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悲劇性的感歎，這種感歎並不會因人類的繁衍不息而消釋，體現了對個體生命的珍視。初唐張若虛的“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詩句，就很明顯地受其影響，而蘇軾《前赤壁賦》從“變”與“不變”的角度，達觀地闡釋個體生命的永恒與短暫的辯證統一，雖比陸機以老莊齊同生死、順天養生之道釋哀更富哲理，但還是明顯地受到陸機對個體生命遷逝之悲感悟的啟示。
陸機其他騷體如《大暮賦》更是對人的生死的思考，其序雲：“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邪，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雲。”此篇命名為“大暮賦”，以大暮即漫漫長夜比喻人之死，此篇就是對“死”的描述。篇中主要從三個方麵極言死之悲哀。其一，死是個體的人無法抗拒與不可避免的。此篇開端就把這種不可避免性置入永恒的天地中加以對比，顯出個體生命的不可久長。認識到人終將一死是一層悲痛，而更為深層的是意識到這一點，對人的心靈的衝擊，對死亡的恐懼，這遠勝於死亡本身。所以篇中接著便是描寫死神降臨之際，人的靈魂的渺小與無奈。想到漫漫幽暗的黃泉路，祈求神靈的護佑，但是仍然免不了“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斃”的命運。萬種思慮皆煙消雲散，隻能將遺憾留下。如果這是“死”之悲，那麼這應是人無法戰勝死神之悲。其二，篇中描寫了死後親朋的痛悼思念，這應是“死”之悲的一種表現。篇中主要對赴吊、守靈、送葬三個方麵加以渲染，凸現了“死”之悲不僅僅屬於死者個人，它已浸染到每一個熟悉死者的人。其實，親朋的悲悼是為了死者，是否也包含著自身也有著這種不可抗拒的終究一死的命運之悲？其三，此篇還寫了死的不可逆轉性，死者一旦離開人世就再也無法回轉。這也就是序文中所強調的“死”是人間的最大之“失”，一旦失去就不可再尋回，即使他貴為天子與聖人。這種“去”的不可逆轉性與“來”的不可抗拒性相結合，難道不是人的最大可悲之處嗎？序言交代了創作的緣由，作者的目的就是要極盡“死”之哀，而“終之以達”。但是從作品本身來看，篇中隻是著力描寫了“死”之悲，如何“終之以達”，沒有明顯的表述。此篇各種版本流傳不盡相同，我們今天讀到的《大暮賦》是否為完篇，不得而知。從僅有的篇幅來看，雖然作者沒有給我們留下如何“終之以達”的具體表述，但是，我們從“極盡其哀”中也可約略感知一二。其一，既然死神的降臨是不可抗拒的，那麼就安然地麵對它，沒有必要想方設法抗拒它的降臨；其二，既然死對於人來說一旦降臨就具有不可逆轉性，人的一生其實就是生死來去的一個過程，那麼，死神降臨時就可安然地接受它。消除了對死的抗拒與恐怖，也許就會“終之以達”了，以達觀的心態麵對人的生死問題。生與死是相對的兩個概念，寫死離不開生，所以此篇雖是“大暮賦”，是對死的描述，但是其基本點還是執著於生的思考。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不安，在戰亂與政治的漩渦中，無論是百姓還是文士，都有一種朝不保夕之感。生命的危淺給人們帶來太多的苦難與心靈的創傷，生命的驟逝帶給人們的是對死亡的恐懼。陸機一生也屢經憂患，親朋逝去之悲屢屢侵襲著他的靈魂，從他創作大量的悼逝傷時之作中，我們就可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從這一角度來看，現實中的陸機對生死也並不能做到“極盡其哀，而終之以達”的。因而，我們不妨把此篇看做是陸機試圖超越死亡給他帶來的憂傷的一種嚐試，一種理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