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與唐前擬騷、紀遊、顯誌類騷體創作最大的區別就是：主體情感的抒發是借助客觀物象(自然、鳥獸等)來表現，但是與觀物賦德的詠物賦有所不同(詳見下編第四章)。如果說觀物賦德的賦體具有很強的功利性，表現了創作者歌功頌德或娛樂的需要；那麼，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抒情主體的個性與情感仍然是全篇的靈魂，騷體的支配性文體特征仍然存在。
(一)屈原《橘頌》在“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中的文體意義
《橘頌》為屈原加冠勵誌之作具體，與屈原《離騷》及《九章》其他八篇稍有不同的是，《橘頌》緣情感物的表現方式，通篇似是在寫橘，但是若細繹全篇，《橘頌》仍然表現出屈原的精神品格，抒情主體在作品中仍然起到隱帥的作用。
《橘頌》開篇就突出了橘的深固難徙、獨立不遷的特性：“後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誌兮。”這一特性的突出來自於兩個方麵的思考，第一個方麵的思考是橘的獨立不遷是所受有自，即“後皇嘉樹”。橘獨立不遷的品性就含有一種秉承於天地而生的崇高命意，也可見出詩人頌橘的視點之高。第二個方麵的思考是橘這種獨立不遷的品性來自於橘本身的堅守固持：“深固難徙，更壹誌兮。”橘一旦受命生於南國，便根深堅固，專一誌向，終不可徙。如果說“後皇嘉樹”四句，說橘的“獨立不遷”還是稟受天地之命，是一種客觀的承受；那麼，“深固難徙”兩句所表現的則是橘的主觀意誌了。汪瑗雲：“或曰，《考工記》雲：‘橘逾淮而北為枳。’是橘生南國，逾淮而北則化為枳，其物之易變者，無如橘也，安得謂之受命不遷乎？曰：可以南不可以北，此正可見其獨立不遷也。若在此則生於此，在彼則生於彼，則非深固難徙不流不淫者矣，故屈子獨於橘焉頌之也。”由此可見，橘之為橘，就在於生於南國，逾淮而北則化而為枳，而不可為橘了。屈原正是在橘、枳的地理變化與名稱的互換中，賦予了橘既受命天地的客觀生成依據又能自守其誌的主觀修持的人文意義。“後皇嘉樹”是橘“更壹誌兮”的情感基礎，而“更壹誌兮”又是橘對“後皇嘉樹”的現實承諾。因而我們於開篇六句的描寫中，體會到的決不是對無情感的橘的頌揚，其中包含著屈原的生命意誌與精神內涵的滲透。
詩人對橘作出了以上兩個方麵的思考，因而下文對橘的各方麵的描寫也就不能簡單地視作為寫橘而寫橘的文字了：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
橘樹綠葉白花，紛然茂盛。橘枝重累，果實圓摶。橘實初青，就其外之文言，青黃雜糅，色彩爛然；橘實成熟，就其中之質而言，其色精明，內懷潔白。這幾句就橫向來說，寫出了橘的葉、花、枝、果、表、裏的方方麵麵；就縱向看，則寫出了橘樹從綠葉素花到精色內白的生長過程。而“類可任兮”與“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則是繼橘描寫之後的頌讚之語。“類可任”即貌可任，就是從橘的生長來看，她確實無愧於“後皇嘉樹”，回應開篇的“受命不遷”。“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是說橘的深固自持，故茂盛美好，回應開篇的“更壹誌兮”。因而這段對橘的描寫，依然緊承詩人觀察橘樹的兩個視點。
頌橘是為了明誌，詩人頌橘時，其間雖然可以感受到詩人精神與情感的移加，但就表麵而言仍然是頌橘。在頌橘之後，詩人筆法一轉，從人頌橘轉而為橘頌人。橘從作為詩人移情與被描寫的對象轉而為具有人格情感的存在，與詩人對話：
嗟爾幼誌，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如果我們與第一段詩人頌橘的語言相較，便可發現橘對人的頌揚與人對橘的頌讚，其語言之間是有著相似的，如頌揚詩人的“獨立不遷”與“深固難徙”便是。詩人有“獨立不遷”“深固難徙”的“幼誌”，便可表現出“蘇世獨立，橫而不流。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的社會品性，這種誌與無私之德，可與天地相參，因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秉德無私，故能與天地參矣。如果我們細心體會，也可發現這裏的語序是從“獨立不遷”“深固難徙”的“幼誌”到“蘇世獨立，橫而不流。閉心自慎，不終失過”的社會自處，再到與天地相參的根本追尋，不僅讚詩人之誌與德，最為重要的是在“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的宇宙觀照中頌揚了詩人之作為立身行事的誌與德存在的價值。橘對詩人的頌揚、詩人對橘的頌讚的語序變化中，反映了詩人在自然、宇宙、天命的認知中對人類社會、道德、自我進行的一種確證。
人是如此的知橘，橘又是如此的知人，人橘的誌趣是如此的相投，故接下來，便繼續以橘的口吻，表現人橘為友及對詩人的期望：“願歲並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但願在以後的歲月中，能與你長久為友。你善美而能自守，就像我橘枝堅實、紋理鮮明。你年歲雖少，但因有誌，可作為師長，道德品質可與特立獨行的伯夷相比，因而希望日後以伯夷為榜樣進身社會。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對“伯夷”的理解。王逸注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伯夷，伯夷讓弟叔齊，叔齊不肯受，兄弟棄國，俱去之首陽山下。周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之曰：父死不葬，謀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餓死。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王逸注著重於屈子取法伯夷之行跡，而洪興祖則強調了“特立獨行”之精神，洪興祖補注曰：“韓愈曰：伯夷者，特立獨行，亙萬世而不顧者也。屈原獨立不遷，宜與伯夷無異。乃自謂近於伯夷，而置以為像，尊賢之詞也。”聯係《橘頌》全篇的基調，以屈子歌頌橘的“獨立不遷”進行觀照，屈子這裏更多地取像於伯夷的“特立獨行”，並從這一角度強調了自己應該“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劉勰雲：“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毛詩序》對“頌”的解釋，就《詩經》中的《周頌》、《魯頌》、《商頌》而言，是較符合實際的。因為三頌主要是用於祭祀的宗廟樂歌，其內容主要是“美盛德之形容”，是祖述先王的聖德告於神廟的歌功頌德之作。如果我們從文體的繼承與創新的角度來看“三頌”與屈原《橘頌》之間的關係，便可發現這其中最主要的差別是屈原把歌功頌德之“頌”轉化為明誌之作，即“橘頌”實際上是詩人頌己之誌。正是屈騷精神的基點，使得屈原能對傳統的“頌”體作一種根本性的改變。這種改變不僅表現為精神上，相應地還表現在表達方式上。林雲銘雲：“看來兩段中，句句是橘頌，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正是詩人有可參天地的獨立的人格精神，他才能對橘有如此獨到而深刻的體認，也才能創造性地采用人橘對話的方式，形象生動地展現了詩人青年時對自身極高的期許以及對人生的哲理情思。
就語言句式上來看，“三頌”不以“兮”字入句，語言典雅莊重。而詩人在基本保留“頌”體四字句的前提下，以“兮”字入詩，使得典雅凝重的頌體語言風格顯得輕鬆活潑，很好地展現了青年詩人獨立而昂揚向上的精神氣質。從句式上看，《橘頌》以“兮”字入句的四言詩也不同於《離騷》型句式，但這不是屈原的創格，《詩經》中也有，如《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從中看出詩、騷句式的互滲性，也可以說，騷體“兮”字也可以用於詩體，因而，從某種角度而言，判斷後世騷體的“兮”字句式固然是重要的一個表征，但不是決定性的，騷體支配性文體特征是它特有的抒情性及抒情方式。
《橘頌》有別於《九章》中其他篇章的風格，正說明了屈原《橘頌》對頌體既有所繼承又有所創新的特點。薑亮夫先生言：“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頌。頌者，容也。此就文之用而言。至其體實與荀子諸物賦大殊，蓋戰國南疆新興文體之一，荀卿屈原皆優為之。惟荀卿哲人，故諸賦無切身寄情之語；而屈原文家，薑先生從賦體創作的角度，指出了作為哲人的荀子與作為詩人的屈子在賦體創作上的“大殊”，也正可見出二人在創作時的異質精神。可以說，《橘頌》與荀子的《賦篇》都是“詠物”，但其精神本質的差異，也從最初源頭上見出騷體詠物與賦體詠物的本質不同，反映了騷體與賦體支配性文體特征的差異。
人作為主體與客觀外界之間的關係，《禮記·樂記》就有心物交感的論述，如言：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
但是《樂記》又雲：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為了防止“感於物而動”的“性之欲”的“人化物”現象，所以聖人製禮作樂以教人倫。《樂記》雖然較為辯證地論述了心物交感作用，因囿於倫理政教，卻又將心物交感的合理性納入禮樂的範疇，從而扼殺了作為個體情感的豐富多彩的表達，使得《樂記》的感物說打上濃厚的政教功能色彩，對後來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產生很大的影響。就賦體創作來看，唐前觀物賦德的詠物小賦創作與《樂記》的心物交感的功能認識有著很大的關聯(詳後)。因而，屈原《橘頌》的文體意義，尤如他的“發憤抒情”對詩言誌的政教功能的逆轉一樣，在騷體創作中首次確立了一種以單一物象作為依托表現的對象，將主體的個性與感情滲透其中的抒情模式。這一模式不僅改變了《詩經》頌體頌德的文體意識，同時還為後世緣情體物騷體的出現建立了一個最初的騷體創作的藍本。
《橘頌》雖然在屈原騷體中為別調，但卻成為後來騷體創作中的重要一支，成為後世騷體新變的濫觴。
(二)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的情感主題及其演變
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自然物象，一是動植物物象。唐前以自然與動植物名篇的騷體創作，包括天地四時、春夏秋冬，雲雨花草、樹木禽鳥等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以自然物象與動植物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並不止於以自然與動物物象名篇的作品中，重要的是篇中自然物象和動植物物象作為創作主體情感觀照下的描寫對象，將屈原《橘頌》的文體特征發揚，表現出緣情感物的新變特征。也可以說，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是將唐前騷體中借助意象抒情的特征加以特定化表現，即創作主體對具體情境中的一種物象有所感觸，借以抒發主體情感的產物。
從情感內容上看，以自然物象名篇的騷體創作有繼承屈原騷體情感“賢人失誌”的一麵，但更承繼宋玉悲秋的模式，表現出文人士子仕途失意的感歎。這方麵的代表作，有潘嶽《秋興賦》、江淹《四時賦》等。如潘嶽《秋興賦序》言：
晉十有四年，餘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仆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此序交代了《秋興賦》的創作時間及背景。此篇作於晉武帝鹹寧四年(278)，潘嶽時32歲陸侃如曰：“泰始十一年正月改元鹹寧，故泰始十四年即鹹寧四年。嶽非不知改元，此處指晉開國以來的第十四年，潘嶽此時雖有官職，但隻是“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位職卑下，頗有“野人”之感。對此種在官生活，潘嶽言“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因而，“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懷才不遇、牢騷不滿溢於言表。就正文看，此篇情感表現出明顯的文學傳承關係，但又有時代特征。受到宋玉悲秋主題的浸染，故特引用宋玉《九辯》原句入詩，可見受宋玉懷才不遇、功業無成的悲秋情結影響之深。但此篇也表現了悲秋之後、抒發懷才不遇之餘的超脫，這種超脫是經過一番自我心靈的交戰。因地位卑下，因而，潘嶽以老莊哲學寬慰，雲“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又雲“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這既是寬慰之語，同時也是“斂衽以歸來”的人生指向。當然，潘嶽終其一生，未真正歸隱，因而，此篇與作於晉惠帝元康六年（296）的《閑居賦》一樣，成為潘嶽一生趨附權貴、冷外熱中的口實而遭批評。其實，聯係唐前擬騷、紀遊以及顯誌類作品，也多在憤憤不平之後表示勵誌高蹈，但也很少有人真正實踐的。因而，作品中出現的這種情感表達模式，與其強調其實踐性，毋寧將之看做是作者於當下的精神寄托，至於這種當下性的實踐，也許並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江淹的《四時賦》，從篇首雲“北客長欷，深壁寂思”來看，應作於江淹被貶建安吳興的三年之間。等作品作於同一時期。此篇將潘嶽的“秋興”拓展至春夏秋冬四時，均由眼前的四時之景想到故都的人和事，與《待罪江南思北歸賦》表現的情感大體一致，表現出罪臣思歸的心情。這一主題似與潘嶽《秋興賦》表現的超脫趨向相反，但是屈原作品中有疏遠放逐後的思歸郢都的強烈意願，宋玉《九辯》也有此種情感的表達，因而，此篇的睹四時而念故鄉的情感，是對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的沿承但更加征實化了。
當然，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的情感主題更多地表現出“新變”的一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對現實與民生疾苦的關注
這方麵以賈誼的《旱雲賦》、陸雲的《愁霖賦》和《喜霽賦》為代表。正如篇名“旱雲”所示，本篇先描寫了“旱雲”的酷烈，接著抒發了作者對旱雲危及百姓生存的感歎。雖然賈誼的感歎，多是從陰陽災異的角度對統治者“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的批判，但是全篇充滿賈誼對政治與民生的關注，感情充溢。陸雲《愁霖賦序》陸雲《愁霖賦》、《喜霽賦》及序。曰：“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交代了此篇的寫作時間與背景，篇中描寫了“穀風扇而攸遠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漭以懷慘兮，民嚬蹙而愁霖”，百姓為雨所困的處境，並表現出陸雲“考傷懷於眾苦兮，愁豈霖之足悲”，“愁霖”實為愁民，表達了作者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喜霽賦序》曰：“餘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廁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可見“喜霽”與“愁霖”是上下篇，此篇大部分篇幅都在描寫雨霽及雨霽給自己及百姓帶來的喜悅。如果說賈誼觀旱雲著重是對統治者的批評，那麼，陸雲則是對下層民眾寄予了關愛之心，二者都表現出強烈的關注現實的精神。
2.表現文人士大夫的生命感懷
相對說來，屈原騷體創作，雖然更多地展現了文人士大夫懷才不遇的政治情結，但也有伴隨功名未就的生命易逝的人生感懷，如《離騷》雲“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隨著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對個體生命的感懷與思考，成為騷體的表現主題之一。如曹植的《秋思賦》，主要是麵對衰颯的秋景，感歎“居一世兮芳景遷”，由此想到人的生命猶如秋季中的美景不再，求仙長壽也虛無難信，所謂“鬆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怨”，與曹植《秋思賦》一樣，表露出濃重的無可把握與無可逆轉的生命易逝之痛。對於文人士大夫而言，個體生命之悲之所以如此濃重地浸染著詩騷創作，從個體角度而言是個體的生命意識覺醒所致，從個體的社會性而言，也是個體的社會價值無法實現、懷才不遇情境下的人生感喟。因而，生命的遷逝之悲同時也包含著濃重的個體自我價值失落之後的人生悲涼。如陸雲的《歲暮賦》陸雲《歲暮賦》，至少包含著三層之悲：一悲人生易老，如雲“寒與暑其代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顏曄而朝榮兮，玄發粲其夕皓”，“歲難停而易逝兮，情艱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予兮，時無算而非我”；二悲生命遷逝，如雲“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問仁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三悲功業無成，如雲“感芳華之誌學兮，悲時暮而難考。遠圖逝而辭懷兮，密思集而盈抱。羨厚德之溥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恨盛來之苦晏兮，悲哀至之常蚤。指晞露而怵心兮，衍死生於靡草”，功業無成，難以舒懷。因而，若綜合地看，生命易逝的焦慮，是對人的自然年歲無可抗拒的悲歎，但與功業無成的生命價值的焦慮相伴衍生。與此相應的，在創作中呈現出以老莊思想作為解脫的傾向，這一點在東晉的創作中較為突出。如湛方生麵對凋落的秋景也有同樣的生命遷逝之感，如言“悲九秋之為節，物凋悴而無榮。嶺頹鮮而殞綠，木傾柯而落英。履代謝以惆悵，睹搖落而興情。信皋壤而感人，樂未畢而哀生”，但同時又以老莊玄言加以排遣，雲“凡有生而必凋，情何感而不傷。苟靈符之未虛，孰茲戀之可忘。何天懸之難釋，思假暢之冥方。拂塵衿於玄風，散近滯於老莊。攬逍遙之宏維，總齊物之大綱。同天地於一指，等太山於毫芒。萬慮一時頓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而同體，豈複壽夭於彭殤”。作者試圖以這種齊萬物、等彭殤的玄思，達到“萬慮一時頓渫，情累豁焉都忘”、“物我泯然”的境界，從而消除人生易逝的情累。但這種理性思考仍然掩飾不了濃鬱的生命易逝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