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騷體“顯誌”類創作，是指創作主體直接抒發自我情誌的作品，與賦體的“體物寫誌”之“誌”為道德與政教服務的創作目的不同。
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主要有：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揚雄《太玄賦》，崔篆《慰誌賦》，班固《幽通賦》，馮衍《顯誌賦》(又自論)，張衡《思玄賦並序》、《歸田賦》，潘勖《玄達賦》，曹植《悲命賦》、《潛誌賦》、《閑居賦》、《幽思賦》、《玄暢賦》、《遙逝》，劉楨《遂誌賦》、《清慮賦》，丁儀《厲誌賦》，鍾會《遣榮賦》，韋誕《敘誌賦》，阮籍《東平賦》、《首陽山賦》、《元父賦》，嵇康《懷香賦序》，庾敳《意賦》，傅鹹《明意賦並序》，張華《歸田賦》，棗據《表誌賦並序》、《逸民賦》，潘嶽《閑居賦》，潘尼《惡道賦》、《懷退賦》，陸機《遂誌賦並序》、《應嘉賦並序》，陸雲《逸民賦並序》，曹攄《述誌賦》，王廙《思逸民賦》，盧諶《感運賦》，庾闡《閑居賦》、《狹室賦》，陶潛《感士不遇賦並序》、《歸去來兮辭並序》，湛方生《遊園詠》、《懷歸謠》，孫承《嘉遁賦》，鍾琰《遐思賦》，孫瓊《悼艱賦》，何尚之《退居賦》，謝靈運《山居賦》、《辭祿賦》，梁武帝蕭衍《淨業賦並序》，梁元帝蕭繹《玄覽賦》、《言誌賦》，邵陵王綸《贈言賦》，沈約《郊居賦》，江淹《知己賦》、《雜三言五首並序》，任昉《答陸倕〈感知己賦〉》，陸倕《感知巳賦贈任昉》、《思田賦》，丘遲《思賢賦》，後梁宣帝(詧)《湣時賦並序》等。
(一)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的情感主題及其演變
綜觀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其情感既有縱貫兩漢到南北朝的大致相同的情感主題，也表現出隨時代、社會思潮的變遷而體現出的情感差異。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在個體與黑暗現實的情感對峙中抒發懷才不遇的憤激，此類代表作有董仲舒標舉的“士不遇賦”，司馬遷、陶淵明等繼之，也體現在馮衍《顯誌賦》“顯誌”類創作之中。
《漢書·董仲舒傳》載董仲舒一生兩次為國相，一為江都相，一為膠西相。為江都相時言災異事，因遭主父偃嫉恨，“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複言災異”。董仲舒第二次為膠西王相，是公孫弘的推薦。公孫弘一是嫉妒董仲舒的才學，二是推薦給“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膠西王，其用心險惡。“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由此可見，董仲舒雖為一代名儒，其對策也受到漢武帝的推重，但其仕宦也頗不得意，故其《士不遇賦》將屈原、宋玉以來悲士不遇的主題，以篇名醒目標示，揭示了封建時代正直士大夫的相同的政治命運。開篇即用“嗚呼嗟乎”搶天呼地的方式，將壓抑已久的悲士不遇的情感閘門打開。接著用“重曰”的方式具體抒發。此“士不遇”之“士”是“三省於吾身”不願“屈意從人”的特立獨行之士，“不遇”是指不遇“三代之盛隆”的清明之世，揭示了個體與現實之間的對立。
司馬遷《報任安書》雲：“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此段曆來被看做是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表白，其《悲士不遇賦》也是發憤抒情之作，感情與董仲舒《士不遇賦》同樣憤激，克己複禮的信仰與誌行無聞之間的落差、美惡難分的現實所產生的生不逢時之悲，使得作品具有巨大的情感衝力。
此後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其序曰：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餘嚐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誌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關於此篇的作時，袁行霈先生認為：“細揣文意，當是初歸園田所作，茲係於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407)，淵明時年五十六歲。”陶淵明歸耕田園，寫下平淡的田園詩，但內心時而露出抑鬱不平之氣。從此篇看，陶淵明將自己的“感士不遇”的情懷與西漢董仲舒及司馬遷的同題作品相接，一方麵從“士不遇”的角度揭示人生信仰與世俗之間的悖謬，如言“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樸守靜，君子之篤素”，而現實生活卻是“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從而造成“懷正誌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的“士不遇”的現象。另一方麵，陶淵明還從創作角度上接“三閭發已矣之哀”，揭示此類創作與屈原“發憤抒情”相同，具有“導達意氣”的作用，見出屈原作品中流露出的“士不遇”的主題對後代士人創作的影響。但是，董仲舒、司馬遷和陶淵明三人的作品繼承屈原“發憤抒情”的基調的同時，又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消解，如董仲舒憤激之餘也慨歎“孰若反身於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複不如正心而歸一善”，表現出“不出戶庭，庶無逼矣”的守道自斂。司馬遷更是流露出道家的思想傾向，即“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與其他作品相較，陶淵明《感士不遇賦》也是頗為憤激，但是他能以道家的質性自然作為自己立身處世的一種原則，因而表現出“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從君子固窮與不屈己從人的角度表示出對現實的棄絕，比董仲舒與司馬遷似來得更為徹底。
這種個體與社會對峙狀態下抒發的“士不遇”的情感主題，在“顯誌”類作品中同樣有突出的表現。陸機《遂誌賦》序曰：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誌，而馮衍又作《顯誌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仿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係》，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誌》壯而泛濫，《哀係》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遊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衝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餘備托作者之末，聊複用心焉。
陸機此序與謝靈運《歸途賦序》一樣，揭示了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與紀遊類均存在著一種前後承繼、“皆相依仿”的類型化現象。陸機言及“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誌”，崔篆詩不存，《後漢書·崔篆傳》存有一篇《慰誌賦》，陸序又言“崔氏簡而有情”，此所謂詩者概指此篇《慰誌賦》。由於作品的散佚，我們對陸機所評諸篇不能有更多的了解，但是序中涉及“窮達”、“聲為情變”，則概括了此類騷體創作與士大夫窮達出處的密切關係。
《後漢書·崔篆傳》載：
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曰《慰誌》。
主要是生於亂世不能獲誌之悲，篇幅不長，但頗富感情，故陸機言此篇“簡而有情”。
《後漢書·馮衍傳》載馮衍建武年間，因依附外戚獲罪西歸故裏：
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嚐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複與親故通。
建武末，馮衍也通過上疏的方式，希望得到光武帝的寬宥，但“書奏，猶以前過不用”，即因依附外戚之過而不得重用。可見，馮衍一生自負甚高，也多方尋找施展才華的機會，但總是鬱不得誌，故退而作賦，又寫下一篇《自論》，《後漢書》本傳俱載。《顯誌賦》開篇即交代自己退守鄉裏，但是情感憤激，有兩大情感交織於心，一是“君子之仕，行其道也”的人生理想與世俗的衝突，即：“悲時俗之險厄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喜？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二是歲月流逝與功名無成之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並進而揭示了內心矛盾衝突下對自我的持守，如言“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慚兮，遂定誌而弗改”，從而見出作者“赴原野而窮處”退守鄉裏的無奈與不甘。開頭表達的感情與屈原對俗世的批判、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守精神都極其相似。接下來作者“曆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湣道陵遲，傷德分崩”(《自論》)，其中也有生不逢時、英雄失路之悲。屈原追溯曆史是為了確證自己的理想、堅定自己的選擇，而馮衍此篇卻有為己從濁世中走出尋找曆史依據的動向，故其下文，不像屈原折中於重華，而是“就伯夷而折中”。文中雖也有“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表示效法屈原高潔人格，但已失去了屈原的抗爭精神，而是“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遊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誌兮，實吾心之所樂”，在遊玄養誌中尋找安身立命的根本，綜合儒道兩家思想，消解了屈原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基點。
即使陸機提到的班固《幽通賦》與張衡《思玄賦》，從篇名上看，似是對窮達出處的理性認知以及對道的體悟，但是我們若與作者的仕途經曆以及作品本身聯係起來，同樣可以看出窮達出處對士人創作的影響，以及個體與社會之間對峙情境之下，士人對窮達出處的看法以及懷才不遇的牢騷與憤激的情感筆者以為“幽通”乃“窮達”之意，其所表現的是窮達相濟、幽通相成、修道待命之意。二十弱冠之時，班固功名無成，憂家業緒墜，雖然安於窮處，但是渴望用世，故其與經曆世事滄桑、曆經宦海沉浮之作相比，此篇雖然“幽通”並舉，但仍是通過此種方式表現自己的用世之心，故陸機言顯誌類騷體作品“窮達異事”，聲情相異，正是著眼於作者的不同心境，但都麵臨著窮達出處的思考則是一致的。甚是。這一方麵如馬師所言是時代的變遷、學術思潮的變化在創作上的反映，同時也是個人不同的經曆、情感祈向不同的表現。
《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在漢順帝陽嘉年間“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嚐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張衡卒於漢順帝永和四年（139）。那麼，此篇應作於漢順帝陽嘉至永和年間，閹豎的排斥是創作此篇的原因。此篇仿《離騷》，言己秉持道德，卻生不逢時，並貫穿著世俗之偽態與自己秉德守義之間的衝突，因而產生去留的矛盾與抉擇。最後以占卜的方式求得吉占而遠遊，表示與世俗的決裂。張衡此篇題作“思玄”，五臣注曰“思玄者，思玄遠之德而已。”開篇雲“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裏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思玄”之“玄訓”，即儒家強調的仁義與修身之道，並在此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如篇中言“默無為以凝誌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曆遠以劬勞”。因而，在最終的結局上，表現出與屈原生死以之的抗爭態度不同。
從窮達出處以及個體與社會對峙情境之下的發憤抒情，是陸機將“顯誌”與“思玄”得以融於一體的主要原因，陸機《遂誌賦》也應是“窮達”之思下的“聲為情變”的產物，雖然從現存作品看，陸機此篇更著重於超脫與玄思的一麵按：陸機《遂誌賦》非完篇。《文選》謝靈運《張子房詩》注有“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兩句，《藝文類聚》中無。。魏晉南北朝此類創作多非完篇，但從殘篇仍然能窺見此種心理的流露。如曹植《潛誌賦》：
潛大道以遊誌，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藝窟。驅仁義以為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焉通。可見“明意”即“明誌”、“顯誌”。篇中也慨歎背正從邪的現實，雖“竭力效節”而“令棲遲以淹留”。故篇中仍然激蕩著“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的不滿與不平。此外，曹攄《述誌賦》、謝靈運《辭祿賦》等，雖然各自情感力度有別，但是官場不順失意、窮達出處之思始終是此類作品創作的一個重要心理背景。
其二，篇名以退守田園或閑居的方式，表現個體處於黑暗現實中的人生價值與實踐取向，此類以張衡《歸田賦》發其端，潘嶽《閑居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沈約《郊居賦》等繼之。如果說以上“士不遇”與“顯誌”類還是著重於個體與社會對峙情形之下個體對世俗的批判，表現自我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憤激情緒；那麼，此類作品則側重於自我的超脫，以“歸田”或是“閑居”的方式，通過對自己退守或處窮時的生活價值的自我肯定來展示個體在黑暗現實中的自處自守，從表達的情感來看，此篇與《思玄賦》可能作於同一時期。另外，開頭這一段，雖然隻占全篇的四分之一，卻讓我們感受到張衡“歸田”的動因，是用“歸田”這種方式表達對黑暗現實的不滿並尋找一種人生之樂。故而接下來的四分之三的篇幅，從三個方麵表現了歸田之樂：一是田園仲春美景，足以讓人“於焉逍遙，聊以娛情”；二是在田園中垂釣弋射之娛；三是沉潛詩書之樂。這三個方麵能使人達到縱心物外、榮辱皆忘的境地。此篇最後兩句“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與開篇俟河清無期的失望相呼應，昭示了張衡歸田之樂，是以一種張揚自身獨處的價值，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對自身處境的超越。從退守的角度表現對自我價值的持守，這種思想是儒家窮達出處之思早已設定的，因而，在兩漢擬騷作品、紀行騷體以及士不遇騷體創作中均有表現，張衡此篇的價值在於，不僅以消憂的方式持守這種傳統的精神回歸，同時將這種精神持守轉向現實生活中，從田園景色以及田園樂趣中尋找一種人生的愉悅，使傳統士大夫失意後從內心的超越走出，走向外在的生活，從而開拓了“士不遇”主題之下超越困境的另外一種人生境界。馬積高師同時指出這一主題對以後詩文主題產生很大的影響。單就騷體創作來看，此篇對後世的影響在於形成了一種歸田-閑居的主題，表現了士大夫文人仕宦失意情境之下對自我處窮的一種價值肯定。此類作品，如曹植的《閑居賦》、張華《歸田賦》、潘嶽《閑居賦》、庾闡《閑居賦》、湛方生《遊園詠》《懷歸謠》、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沈約《郊居賦》等，無不是這一主題的延伸。其中以潘嶽《閑居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最具代表。
《晉書·潘嶽傳》載潘嶽“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那麼，《閑居賦》是仕宦不達的產物。《閑居賦序》頗見潘嶽寫作此篇的滿腹牢騷：
嶽嚐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嚐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仆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暗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為民。俄而複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餘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鬥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誌，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
潘嶽此序提出立功立事、取名當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價值與目標，這也是潘嶽所信奉並努力加以實踐的，但是實際的政治生活卻是官運偃蹇。與“巧宦”相對，潘嶽自列於拙者之列，其牢騷不滿溢於言表。但是潘嶽卻努力從理性與情感的角度將自己賦閑家居的生活價值化。從感情的角度講，可享天倫之樂、逍遙之娛；從理性的角度言，潘嶽用《論語》中孔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之語，認為自己養親奉老，友於兄弟，從政於家，也是為政，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拙者為政的方式，既有不平不滿，更有以此自持對抗巧宦的用意。故潘嶽的“閑居”之處，不是僻幽之地，而是緊臨京都，篇中有對京都的壯觀與巨麗的描寫，是為了突出自己善擇裏仁之地。篇中對自己閑居之地富貴安樂的描寫，的確讓人感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從而張揚了拙者為政的生活方式與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