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登樓賦》為漢末歸依荊州劉表時所作。《登樓賦》通過遊覽登臨時的所見所想，突出表達的就是身世漂泊之慨與強烈的思鄉之情，如篇中言“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王粲《登樓賦》，化用屈原作品中的語詞表達強烈的歸鄉意念，有一唱三歎之感。
其篇名“流寓”二字已見出此篇的情感基調。
庾信由南入北，曆仕三朝。馬積高師認為此篇作於周武帝時，即公元561至572年間《哀江南賦》雲“餘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餘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複零落將盡，靈光巍然。日窮於紀，歲將複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表現的由南入北的鄉關之思尤為深痛。
其次，此類作品在抒發漂泊之痛的同時，還不同程度地表達了對曆史與現實的思考，以及作為個體在動亂現實麵前的無奈與無助。如班彪《北征賦》以紀行為線索，對時事的動亂描寫較少，隻是開篇“餘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跡而遠遊”幾句，提及遭世顛覆是自己北征的原因。篇中述所曆之地的史事與感想，不外乎思考興衰成敗之道，體現出班彪對德治的推崇，也反映出處於時代動蕩之際的班彪對現實政治的思考。但是《北征賦》的“亂詞”卻給我們表現出處於亂世的作者的無能為力，如雲“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班彪《北征賦》，表現出了作者與時俯仰的無奈。又如王粲《登樓賦》，《三國誌·王粲傳》載：“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可見，王粲之荊州，雖說是“西京擾亂”之故，但也有擇主而棲的用意。政治與時代的“擾亂”讓王粲來到了荊州，但是他的地位遠沒有在長安突出。所以劉表死後，王粲歸附曹操，曹操發誓改變劉表不能用人的局麵，廣納天下人才。《登樓賦》通篇側重的思鄉懷歸之情，其深層意蘊更多的是“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反映了對當下政治的失望，表達出國家傾覆之際、政治動蕩之時歸屬感的失落。庾信《哀江南賦》其義取《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之句，但從全篇表達的情感來看，《哀江南賦》以自己的身世之悲為線索，始終麵對著哀歎故國覆亡的沉痛現實，對梁朝統治者進行了批判。所以，與屈原《哀郢》相通，而在思念故國的基調上更加側重於對故國覆亡這一曆史事實的思考。所以，杜甫雲“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戲為六絕句》)，又雲“庾信哀時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正是著重於這一點進行評論的。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個人流寓而言，以一定的政治集團為中心，出於一定戰事與使命的紀遊之作，則明顯地表現出相對高揚的基調。這方麵的作品集中體現在建安時代曹操的政治中心、東晉桓溫幕府以及劉裕集團之下的創作中，分別以王粲、袁宏以及謝靈運的創作為代表。這類作品也相當於謝靈運所說的“羈役戎陣”類創作。如建安時代，三曹中曹操僅殘存賦三篇，他一生創作集中樂府詩。從現存的紀行篇目來看，曹丕、曹植及七子多有紀行之作。這些作品雖多非完篇，但記載了他們隨曹操東西征戰、南北討伐的曆程，如曹丕《臨渦賦序》、《述征賦》、《浮淮賦序》，劉楨《黎陽山賦》，王粲《浮淮賦》，阮瑀《紀征賦》，徐幹《序征賦》、《西征賦》，繁欽《述征賦》、《述行賦》等，此外曹植有《述行賦》及《述征賦》，從殘句看，也應是隨曹操征戰之作。從曹丕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上諸賦與曹操征戰的關係，如：
臨渦賦序
上建安十八年至譙，餘兄弟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經東園，遵渦水，相佯乎高樹之下，駐馬書鞭，為臨渦之賦。
述征賦
建安之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搖。
浮淮賦序
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運，泛舟萬艘。時餘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睹師徒，觀旌帆，赫矣盛哉！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裏，殆不過也。乃作斯賦雲。王粲《初征賦》表現離開荊州後“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的喜悅，故而與曹丕同名的《浮淮賦》其格調也壯闊而高昂：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邱之高澨。泛洪櫓於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渨，滂沛洶溶。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回。蒼鷹飄逸，遞相競軼。淩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轤千裏，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蒂芥。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
其對“從王師以南征”的描寫以及“濟元勳於一舉，垂休績於來裔”的期盼，與其《登樓賦》的淒苦心境絕然不同。以上諸篇，見出因曹操政治集團的關係，曹丕、曹植及七子等人因他們作為鄴下集團與軍旅中的一員，紀征戰曆程及對曹操征戰稱頌的較多，而較少個人的情懷，更多地融入了集體的內容。
東晉大將桓溫不斷北伐，作為桓溫手下的書記，袁宏的《東征賦》與《北征賦》應是隨桓溫征戰而創作的。《晉書·袁宏傳》載：
(謝)尚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眾為之懼。行數裏，問宏雲：“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雲：“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泫然而止。
由此可知，袁宏《東征賦》應作於為桓溫記室之後(永和二年)。從殘篇看，此次“東征”，似是從西至京城，述沿途所見所感。至於晉書本傳中所言“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也是感懷時事的表現。《晉書》本傳又載：“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桓溫數次北伐，此篇《北征賦》何時而作，因其殘篇，未能遽斷。永和十二年（356），桓溫北伐並於三月上表遷都洛陽，朝廷不聽。從《北征賦》描寫來看，可能紀此次北伐。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載：“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谘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谘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此篇有序，篇幅宏大，沈約全錄傳中。序言“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於京畿，次師於汳上”，又言“餘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顇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那麼，此篇應作於義熙十三年(416)春回京之後。此篇以自己所曆為線索，多發曆史感慨，對劉裕安定天下的功勞多溢美之辭。但是從謝靈運自身的仕途經曆角度來看，此篇還表現了他對劉裕集團歸附心理。前此，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謝靈運為記室參軍。劉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劉毅被殺後，劉裕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秘書丞，坐事免官。約三年才有此次劉道憐之任，並奉命慰勞劉裕。因而，此篇結句四句言“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樸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有迷途知返、恪居職守之意。
由上可見，紀行創作與政治集團之間關聯密切，建安時代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東晉桓溫手下的袁宏以及晉宋之交謝靈運等的創作表現尤為突出。從情感內容上來看，這應是對屈原騷體創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發展與補充。
第三類騷體紀行創作，主要是指在紀行中展示自我情感與性情的作品，以陸機《行思賦》《思歸賦》、謝靈運《歸途賦》以及孫綽的《遊天台山賦》等為代表。其實對以上諸篇，我們都無法將作品與個人的政治經曆及動亂的現實截然分開來審視。之所以列於以上兩類之外，主要是因這類作品更多的展示創作主體從動亂的現實解脫後的自我情感的表達，從憂時傷逝走向自我情感與性情的發抒。
陸機《行思賦》作於晉惠帝元康四年(294)，吳王晏出鎮淮南，陸機與弟陸雲同拜郎中令，借此機會，陸機得以回鄉省親，此篇便作於回鄉途中。本篇題作“行思”，主要是歸鄉途中的所見所思。思親懷鄉是陸機詩賦中的一個重要情感主題，在外仕宦四年有餘，得以還鄉，陸機的心情應是激動與歡樂的，但是陸機的“行思”並不是側重於這份長久期待的激動與歡樂，而是表達了“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之慨。此篇開頭主要寫“行”，即歸鄉的行程，並描寫了這行程季節的肅殺之景。但是川禽遵渚，揮波濯羽；山鳥歸林，葉下弄音，這是蕭瑟秋景下的一幅安樂適性的圖景。不管環境如何，隻要適性就會自樂如川禽山鳥。這也就觸發了陸機“行思”之“思”：“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心。”陸機的懷土思親的纏繞不去，正是由於離開了故鄉，多年遊宦在外。四年的時間不算太久，但對於一個思鄉心切的人來說，其間的期盼真是太久長了！回鄉省親是快樂無比的，但是這四年的期盼，四年歡樂的消失，四年自由的喪失，總之，這四年遊宦在外的生活，失去了川禽山鳥的那份自得自樂與自適，這樣也就難怪陸機“獨抱感而弗怡”了，他不快的不是回歸，而是回歸途中所悟得的那份缺失，而這份缺失隨著歸寧的結束還將繼續，《思歸賦》序中言“元康六年取急歸”陸機《行思賦》、《思歸賦》，可見，僅兩年時間，陸機又被征回朝，為尚書中兵郎。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人們對人生的感觸多有一份玄思。也是西晉的張季鷹，吳郡吳人，在洛陽做官，一日忽見秋風起，便想到吳中的菰菜、蓴羹、鱸魚膾，即便命駕辭歸，竟言“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裏以要名爵”，其率性如此。陸機雖不如張季鷹這樣任性，但是他的歸鄉途中的“弗怡”，也正是這份適性玄思的一種反映。
如果說陸機《行思賦》在於凸現個體生命於官場中的不自由情境下的一種玄思，那麼，謝靈運的《歸途賦》則是謝靈運棄官歸隱與孤傲個性的直接詮釋。上文提及，謝靈運認為自己此篇有異於“行旅賦”類中“欣在觀國”、“怵在斥徙”、“述職邦邑”、“羈役戎陣”的創作，“歸途”來自於自己主動的辭官歸隱，因而，歸途所見所聞更多的是發抒自我內心的情懷。正文所展示的情感也正是這兩個方麵的表現。篇中雲“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以推換，眷桑梓以緬邈。褫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穀。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透露出個體與現實政治對抗的關係，也展示了個體主動掙脫束縛回歸田園之樂。因而，文中所見之景無不充溢著生機，而“漾百裏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曆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千仞孤石又何嚐不是謝靈運脫俗而孤傲個性的象征？
相對於以上兩篇，以孫綽《遊天台山賦》為代表的遊覽之作，更加脫去了世俗的情感羈絆而直以遊覽悟玄之樂貫穿篇章。現實生活中，孫綽的功名心雖也很強，但是相較陸、謝，他能在理念中將仕途鬱結之情與閑步林野之趣分開，如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雲：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清、混之則濁耶？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遼落之誌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台閣，顧深增懷。為複於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以化其鬱結。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為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同榮，資生鹹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矣。焉複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係之。往複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複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