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擬騷作品在篇名或主旨上表現出與屈原及其騷體有關；那麼，唐前騷體紀遊與顯誌兩大類作品，則較多地顯示出作者的自創特征，但是受到屈原及其騷體的影響仍然很明顯。
“紀遊”，取其紀行遊覽之義，或在篇名上有所揭示如班彪《北征賦》等；或在篇中有所體現如劉歆《遂初賦》等。唐前紀遊類作品主要有：劉歆《遂初賦》，班彪《覽海賦》、《北征賦》、《冀州賦》，葛龔《遂初賦》按：葛龔《遂初賦》僅有殘句，孫綽《遂初賦》僅存殘序，以其篇名同劉歆《遂初賦》，姑列於此類。，班昭《東征賦》，蔡邕《述行賦》，曹丕《濟川賦》，曹植《述行賦》，劉楨《黎陽山賦》，王粲《初征賦》、《登樓賦》，陳琳《大荒賦》，阮瑀《紀征賦》，徐幹《序征賦》、《西征賦》，繁欽《述征賦》、《述行賦》、《避地賦》，崔琰《述初賦並序》，傅鹹《登芒賦並序》，棗據《登樓賦》，夏侯湛《征邁辭》，張載《敘行賦》，束晳《近遊賦》，潘嶽《登虎牢山賦》、《西征賦》，潘尼《惡道賦》、《懷退賦》，陸機《懷土賦並序》、《行思賦》、《思歸賦並序》，江逌《述歸賦》，歐陽建《登櫓賦》，盧諶《感運賦》、《登鄴台賦》、《觀獵賦》、《征艱賦》，李充《春遊賦》，袁宏《東征賦》、《北征賦》，孫綽《遂初賦序》、《遊天台山賦》，郭璞《流寓賦》、《登百尺樓賦》，殷仲堪《遊園賦》、《將離賦》，伏係之《秋懷賦》，傅亮《九月九日登陵囂館賦》、《登龍岡賦》、《征思賦》，謝靈運《歸途賦並序》，鮑照《蕪城賦》，謝朓《臨楚江賦》，蕭綱《述羈賦》、《阻歸賦》，沈約《湣塗賦》、《憫國賦》，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去故鄉賦》、《哀千裏賦》，王錫《宿山寺賦》，庾信《哀江南賦並序》，後梁宣帝(詧)《遊七山寺賦》等。這些紀遊騷體創作都明顯地表現出騷體類型化的特征。
(一)唐前紀遊類騷體創作的情感主題及其演變
唐前文人多創作紀遊類或曰行旅類騷體，這與文人士大夫自身的政治命運以及社會的動蕩密切相關。屈原《哀郢》、《涉江》等篇，以放逐的線路為敘事線索，開啟了後世騷體紀遊類作品創作的先河。謝靈運《歸途賦序》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途履運，用感其心。”從此序我們可以感受到行旅類作品在唐前創作的一個文體傳承現象。謝靈運將自己創作《歸途賦》之前的行旅類作品，從創作緣由上約略歸為四類，即“欣在觀國”、“怵在斥徙”、“述職邦邑”與“羈役戎陣”，並認為這四類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事由於外，興不自已”，其說“事由於外”，見出抒情主體“行旅”的非自主性，即與被貶、外任與社會的動亂戰爭等諸多外在因素有關。謝靈運所說的“興不自已”，主要是針對這類作品的情感抒發的外在觸機而言，因為，相對於前人的“歸途”，謝靈運是主動的棄官歸隱，為了強調自己的獨特而如是說。從騷體紀遊類創作來看，謝靈運所說的“欣在觀國”的作品少，而“怵在斥徙”、“述職邦邑”與“羈役戎陣”情境下創作的作品則大量存在。且不論是被動的出行還是如謝靈運的主動棄歸而行，這隻是外在形式上的差別。因而，我們試著將唐前紀遊騷體作品分作三類，來看看唐前紀遊騷類作品的情感主題及其變遷。
第一類是屬被貶或外任時途經所曆，思古傷今，抒發懷才不遇之慨，即謝靈運所說的“怵在斥徙”與“述職邦邑”的作品。這類作品大多與作者的政治際遇密切關聯。如劉歆《遂初賦》、蔡邕《述行賦》、潘嶽《西征賦》與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等即是代表。這類作品在情感上有三個方麵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此類騷體創作有著個人的現實政治背景，往往是創作者懷才不遇或受到挫折情境下的一種反映。如劉歆的《遂初賦》，作於漢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見陸侃如《中古文學係年》，劉歆時出補五原太守。劉歆出補五原，主要是因朝廷中的學術與政治之爭。《漢書·劉歆傳》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及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又，《漢書·儒林傳》載：“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與房鳳)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由以上史料可見，劉歆、王龔、房鳳三人欲立古文於學官，終因大臣反對，致使讚同的哀帝也無能為力。這場政治與學術之爭，導致劉歆等人的外黜。
蔡邕《述行賦》，作於漢桓帝延熹二年（159）。《述行賦序》亦曰：“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陽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餘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太守發遣餘。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由此序可知，蔡邕因病未至朝廷，隻不過是“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因而“述行”隻不過是一種創作的假托，一種形式，由此亦見“紀行”體式給文人創作留下的範式作用，以及蔡邕創作此篇的政治背景，即是對徐璜、左悺擅權及對朝政的不滿。
處於劉宋末年亂世的江淹，由於與宋建平王景素政見不合，多次勸其以安立宋室為本，故而招致建平王景素的不滿與忌恨。“及(景素)鎮京口，淹又為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江淹待罪江南三年，至蕭道成輔政才得以北歸。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也是政治鬥爭的產物。
西晉潘嶽的《西征賦》，屬於“述職邦邑”類。潘嶽此賦雖然沒有以上諸賦明顯的政治鬥爭的痕跡，但也有創作的政治背景。《晉書·潘嶽傳》載：“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嶽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嶽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嶽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由此可見，潘嶽出為長安令，也是曆經一場政治風波，頗有劫後餘生之感。他的《西征賦》也是政治劫難後的產物。
其二，以上這種相同的政治經曆，因時代的變遷以及創作者各自的精神品性的不同，所表現出的情感還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以劉歆、蔡邕為代表的此類紀行騷體創作，雖然這些作品如劉歆《遂初賦》中提及屈原，沒有像漢代擬騷作品那樣追擬屈原的情感，但是也很能反映出作者與現實處於衝突狀態下的抒情特色。作為劉姓宗族，劉歆《遂初賦》曆述所經之地的見聞，主要是為了抒發“公室由此遂卑”的擔憂，以及正直之士“為群邪之所惡”的憤懣，一是對國家安危的憂慮，二是對自己政治遭際的不平，這兩個方麵正是屈原騷體作品中經常抒發的情感主題。從蔡邕《述行賦序》可知，作者憤而成篇，除了對徐璜、左悺擅權、對朝政表達不滿外，還有兩端：一是對民不聊生現實的憂憤，所謂“窮變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消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二是抒發受製於小人的憤激，所謂“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以上兩個方麵在作品中都有反映。
兩漢以劉歆與蔡邕為代表的政治受挫情境下的紀行騷體，在情感上明顯地承繼屈原騷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對現實的擔憂以及對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激。由於時代的變化，西晉潘嶽“述職邦邑”而作的《北征賦》和南朝齊梁時江淹“怵在斥徙”的《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其情感與主題則有所改變。西晉雖然是魏晉南北朝短暫統一的一個朝代，但是和曆朝曆代一樣，統治階級內部的爭權奪利從未停止。晉武帝末年至晉惠帝即位之初，政治之爭即在太傅楊駿與賈後之間進行。上引《潘嶽傳》可見，潘嶽在楊駿之難中雖僥幸得以全命，但官運為之波折，即由仕宦京城而出任地方官。潘嶽能在楊駿之難中保全性命，雖有昔日朋友相助，或與此前為司空賈充辟為僚屬的仕曆有關。，絕無家族凋敝、仕宦遠方的悲傷氣氛。賈、楊之爭中，賈氏的勝出，對潘嶽也許是一個新的政治機緣的開始。故此篇雖有“夕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的僥幸生存的餘悸，有“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的喪子之痛，但是潘嶽更多地表現了對政治的理性思考，認為人作為三才之一，“唯生與位，謂之大寶”，並強調“人之升降，與政隆替”，這似是他出任長安令的為政自勉。而處於宋齊易代之際的江淹，“黜為建安吳興令”的三年，遷徙江南的旅途以及江南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得江淹此篇憂苦之音甚濃。《待罪江南思北歸賦》，篇名盡顯此篇的情感：一是待罪心理，所謂“伊小人之薄伎，奉君子而撫力”的自咎；二是思歸心態，所謂“潘去洛而掩涕，陸出吳而增傷。況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蠨蛸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舄，青苔生兮綴衣巾。步庭廡兮多蒿棘，顧左右兮絕親賓。憂而填骨，思兮亂神。願歸靈於上國，雖坎坷而不惜身”，有與曆史人物的同病相憐，有離開家鄉的親情之悲，故其表達北歸的心理也非常淒惻懇切。江淹得到蕭道成的賞識得以北歸並榮以重任，我們雖不能說此篇就是向蕭道成表明心跡的一篇作品，但篇中的感情，與前此相比，既失去了兩漢時此類作品的骨力，也乏潘嶽高揚名位的些許政治期盼，更多的是一種罪臣自責以及“北州之賤士”、“炎土之流人”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請求寬赦的卑下心態。
其三，從以上代表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從兩漢至南北朝，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士人精神品質的變異，紀行騷類作品還體現出了對屈原精神不同程度的解構與消解。如劉歆《遂初賦》雖有懷才不遇的憤慨，也有屈騷中對黑白顛倒現實的憤激，但還表現出一種超越與化解，如作品中言“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歡娛兮，固賢聖之所喜”，這一點在亂詞中表現尤顯：
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這應是漢代儒家思想對作者情感與思想深刻影響的一種反映，也可看做是作者糅合儒道兩家思想對屈原執著固一情感的消解。蔡邕《述行賦》雖更多表達了憤世嫉俗，但也有“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縱而回軌兮，複邦族以自綏”，表露了政治受挫之際，回歸鄉裏寧神自綏的退守心情。
由於政治環境的不同以及潘嶽自身對功名的熱衷，潘嶽《西征賦》從“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的角度，表現了他的政治理想與態度。從積極的角度看，見出潘嶽對現實政治的關注與投注的熱情；從消極的一麵講，由於對名位的過於關注而可能導致的政治投機心理，這一點可以從他以後的仕宦經曆與行為中看出。由此可見，潘嶽《西征賦》表現出的異乎前人的對名位的思考，揭示了創作主體對懷才不遇的情結的主動消解，從一個側麵十分真實地展現了西晉一代士人在政治漩渦中表現的情感狀態。
而相對於潘嶽的《西征賦》，江淹《待罪江南思北歸賦》在紀行類作品中創作主題的再次變化，則是政治挫折下主體對現實的主動屈服，它消解了屈原、兩漢此類作品中表現出的主體孤高與憤激的個性，其“待罪江南”的心態與“思北歸”的心理，使得作品表現出主體對現實權力的妥協與退讓。如果說潘嶽《西征》出於積極主動，故其理性思考濃重而不失主體的個性；那麼江淹之“待罪”則出於消極被動，故其哀怨之聲戚，主體精神也隨之削弱。
由上可見，唐前與創作主體政治際遇密切相關的紀行類騷體創作，其情感主題三個方麵的表現，揭示出屈原對逐臣心理的影響，也揭示了儒道兩家對屈原精神的解構，以及作家個人的精神品質對屈騷精神的主動消解。
第二類唐前紀行騷體係指作者作於動亂流寓之時，表現對時代動亂的感喟。以班彪《北征賦》、王粲《登樓賦》、郭璞《流寓賦》、鮑照《蕪城賦》、庾信《哀江南賦》等為代表。整個魏晉南北朝，朝代更替頻繁，動亂跌宕的現實給文人士子帶來的是背井離鄉、顛沛流離的生活。此類紀行騷體創作，或從己身顛沛遭遇出發，或結合動蕩現實加以抒慨，表現出比前類騷體創作更為豐富的現實與社會內涵。
首先，因以上諸作大都作於社會動蕩之際，此類紀行作品表現了強烈的身世漂泊之感與思鄉之情。如兩漢之際的班彪，《後漢書》卷一《光武本紀》載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入長安”，建武元年（25），也是更始三年。更始被赤眉所殺在此年十月。篇中言及北地“涉積雪之皚皚”，可見，班彪此次北征，是為了避赤眉入長安之亂。《北征賦》寫自己從長安出發，“指安定以為期”，後又“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繼續北行。在紀行過程中就表現出“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的離鄉背井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