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雲《九湣序》曰：“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廁作者之末，而述《九湣》。”陸雲所言“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總結出了唐前擬騷創作的兩個主要特征：一是從“情”“辭”兩個方麵都是仿屈原騷體而作；二是其中所擬又是為了“表意”，即包含創作者自己的情感體驗。所以，本文所指的“擬騷”，是指標題上或者是作品中流露出的以屈原及其所代表的騷體作品作為追擬對象的騷體創作。唐前擬騷創作從形式上看主要有三類：一是以屈原及其作品作為追擬對象的騷體；二是以反騷的方式追擬，以揚雄為代表；三是吊祭類作品。
擬騷三類作品中以第一類作品最多，主要收集在《楚辭》一書中。《楚辭》中屈原以外的作品，王逸均認為與憫屈、悼屈有關，今天看來未必。王逸《九辯序》言：“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暗蔽，國將危亡，乃援引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己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這裏王逸抓住“九”字，指出宋玉《九辯》、劉向《九歎》、王褒《九懷》與屈原《九章》、《九歌》外在與內在的聯係，外在“九”義甚顯，內在主要是指後世作品“鹹悲其文，依而作詞”，在情感與騷體形式上對屈原作品的依仿。王逸此說適用於其他各篇，如《惜誓》、《七諫》、《哀時命》，名雖不同，其實也是“鹹悲其文，依而作詞”的，而《招隱士》是仿《大招》、《招魂》的，從而形成了“楚辭”一體在兩漢的興盛，所謂“世稱楚辭”。這種追擬主要是一種模式，或者說在情感與精神上與屈原聲息相通。其中與屈原及其作品關係密切的作品有：宋玉《九辯》、賈誼《惜誓》、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以及王逸《九思》。除了《楚辭》中漢人所擬作品外，唐前擬騷尚有梁竦《悼騷賦》、曹植《九愁賦》《九詠》、陸雲《九湣並序》、張委《九湣》(殘)、江淹《山中楚辭》等。以反騷的方式追擬的，除揚雄《反離騷》外，班彪《悼離騷》、摯虞《湣騷》也可算此類。吊祭類三篇，賈誼《吊屈原賦》、蔡邕《吊屈原文》及顏延之《祭屈原文》三篇。但顏文四言結句，從體式上不屬於騷體，故略而不論。唯賈、蔡兩篇，賈誼文完篇，而蔡文非完篇。
(一)情感主題的延續與改變
唐前擬騷作品從情感主題來看，三類作品主要呈兩種態勢：一是對屈原騷體情感的認同並加以追擬；一是以反騷的方式對屈原過激的行為表示不解，從而表現出對屈原精神的消解。
首先，我們看看追擬屈原騷體的作品。這是唐前擬騷作品中的主要一類，源於宋玉《九辯》，盛於兩漢，延續於魏晉南朝。然而在這樣一個曆史過程當中，對屈原騷體情感的體認也因時代的變化而有不同的表現。
作為追擬作品，在情感的表達上，以認同屈原情感為主，主要表現在對屈原作品中懷才不遇和憤世嫉俗情感的承繼。如作為屈原弟子的宋玉，其《九辯》反複渲染的情感主題是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兩個方麵。《九辯》最為人激賞的是開篇一段對蕭瑟秋天的描寫，它之所以引起宋玉“悲哉，秋之為氣”的悲秋感觸，來源於宋玉麵對秋天的兩個心理焦慮：時光飛逝的自然生命焦慮以及功業無成的生命社會價值的焦慮，所謂“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誌不平”。正是這兩種焦慮的驅動下，宋玉抒發了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的情懷。這樣的情感主題與秋色秋氣在《九辯》中反複傾訴，始終回蕩，成為一種情感旋律。如第二章雲“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願一見兮道餘意，君之心兮與餘異”，主要是用欲見君而無由得見來表現“悲憂窮戚”的懷才不遇心情。這種心情在以下各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如第三章雲：“悼餘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與此相聯的就是篇中的憤世嫉俗的情感表現，對黑白顛倒的現實的批判，尤其是對眾鳥皆有所棲、鳳凰無枝而棲的楚國黑暗政治的指斥，並對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君王識人不明進行了揭露：“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賈誼《惜誓》、嚴忌《哀時命》同樣也表現出類似的主題，如賈誼《惜誓》開篇即雲“惜餘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也基於嗟時傷逝、功業無成的生命焦慮。
為排除這種焦慮，作者“登蒼天而高舉兮，曆眾山而日遠”，最後作者“乃至少原之野兮，赤鬆、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餘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眾氣而翱翔”，生命的焦慮似乎在與仙人為伍中得到舒解。正如屈原“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離騷》)一樣，作者“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反餘之故鄉”，但是故鄉卻是小人當道，賢才受製，黑白顛倒，賢愚錯置，致使作者隻能以“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自解，以“見盛德而後下”的鸞鳳自喻，以“遠濁世而自藏”的聖人為榜樣，表示願作遠離濁世的麒麟，而不作受製小人的犬羊。全篇展現的正是屈騷式的個體與黑暗現實對峙下的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情感。雖然飄搖高舉、遠世自藏，不是屈原自沉式的選擇，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表現了屈原式的抗爭。嚴忌《哀時命》生不逢時的情感主題也相當突出，標題“哀時命”三字就明顯地標示了這一情感，開篇雲“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與期”，極其強烈地表現了生不逢時的憂歎。篇中有意欲求通君王的努力，有對故鄉的思念，更有對黑暗現實的批判中所呈現的強烈的懷才不遇的憤懣。作者也想到“退將複修吾初複”，所謂“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但是始終擺脫不了“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生命驟逝、功業無成的困擾，並表現出“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的無望情緒。所以，“哀時命”本身就包含著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兩個不可分割的情感主題，基本上概括了這一主題特征，隻是相對於屈原的騷體，更多了些抗爭的無奈。
對屈原情感認同的另一方麵的表現，是在懷才憤世的基礎上，對屈原以死殉誌精神的推崇與追擬。與宋玉、賈誼、嚴忌相比，《七諫》也主要表現了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情感主題，但是《七諫》還表現出此種情感狀態下世無知音的巨大的精神孤獨，如《謬諫》雲“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為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沉抑而不揚。眾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此外，《七諫》更加彰顯了屈騷的抗爭精神，不是以退守的方式保持自我高潔與特立獨行，而是以寧死不屈的精神方式昭示了對屈騷精神最為真切的體認。如《初放》雲：“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沈江》雲：“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複東。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怨世》雲：“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餘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自悲》雲：“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俟兮，操愈堅而不衰。”《哀命》雲：“念女媭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這些諍諍語句顯示作者對屈子精神體悟之深，可以說是達到了可以亂真的程度。
當然，作為“表意”的擬騷創作，必然包含著作者自己的情感滲透，因而，即使正麵擬騷作品中，也表現出與屈原“不類”的情感變化。這主要表現在這些作品(除《七諫》外)，在情感上都程度不同地表現出憤激有餘而抗爭不足的態勢。如宋玉《九辯》篇中雖然表現出自己處於濁世而守潔的政治態度，如言“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餘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又如“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抒發了忠心不昭、不能上達君聽的憂憤。詩的最後也仿屈原遠行自疏，全篇以“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作結，通過對君王無恙的祝願，表達了對國家前途的關心。縱觀全篇，作者主要凸現了個體與現實對峙時的憤世嫉俗，即對社會的批判，但是憤激有餘，而抗爭不足，故魯迅先生說：“稍後，楚又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雖學屈原之文辭，終莫敢直諫，蓋掇其哀愁，獵其華豔，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說的正是這一點。還有，伴隨著這種抗爭不足的是對君王的幻想期待。如王褒《九懷》與《九辯》《哀時命》《七諫》相比，懷才不遇、憤世嫉俗之情仍在，但其強烈程度遠遠低於此三篇，如果說前三篇不遇與嫉俗還是全篇的總的基調的話，那麼，《九懷》則將這種基調都轉為一種背景，九篇反複傾訴的是遠遊自疏與心懷眷顧的憂傷，所以《九懷》“亂詞”雲“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睹。四佞放兮後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為輔”，表現一種對清明聖世和聖君明王的期待。劉向《九歎》，追擬屈原，基本上追述了屈原一生的政治經曆。但是與王褒《九懷》相同的是，九篇基本上都在重複著一個主題，即遭逐後的怨憂以及欲意解脫而無從解脫的悲苦，因而，也形成了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的憤激成為一種心理背景，從而使得全篇的情感流於一種幽怨的低訴而缺少一種抗爭的力度。王逸《九思》對現實批判的言詞多於抒怨，因而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的憤激態度要比《九懷》、《九歎》強烈。但也是憤激有餘，而抗爭不足，這種不足甚至沒有達到《九辯》的程度。因而，《九思》全篇的亂詞也如王褒《九懷》一樣表現了一種空有的幻想：
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為雙。
這種對君王的幻想，見出王逸對屈原的追擬最高隻能停留在憤激的層麵，而缺少對屈原的抗爭精神與追求意誌的表現。
曹魏時曹植《九愁賦》《九愁賦》，篇中固然有對時俗的批判，如言“共朋黨而妒賢”，也有對自我的高揚，如言“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幹媚而求親”，但更多的是“仆夫感以失聲”、“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的怨歎以及“愁戚戚其無為，遊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以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餘行之所招”的自怨自艾。明代沈嘉則說：“遭讒受誣，以致放逐，而瞻天戀闕之忱，耿耿不替。至於貞心亮節，矢誌靡化，又何為處變之法。若論文章，則伯仲屈平，賈、宋諸人未堪與儔。”前人之評過譽。因為我們若把曹植此篇置入擬騷係列中加以考察，其文辭或過於淒咽深婉，但從情感主題上來看，未必是“賈、宋諸人未堪與儔”，更不要說伯仲屈原了。因為本篇所述騷怨有餘，而抗爭與批判不足。可以說，在情感上並沒有振起自宋玉以來騷體悲哀有餘的頹勢。但曹植此篇還是借助對騷體的追擬，很好地表現了自己在黃初年間所受到的打擊，其未能振起騷體的幽怨之音，也正是曹植後期心情的一種真實反映。從這一角度而言，任何擬騷都是作者自己心境的一種反映，都真切地表現出作者借騷體以“表意”的情感狀態。
這種情感上的變化，至南朝時更加明顯。整個南朝的擬騷作品與前代相比，有一種泛化的傾向，不僅表現在擬騷從屈原的主要作品轉向《楚辭》中其他作品，如《招魂》、《招隱士》、《九歌》等，還表現在擬騷作品情感出現一定的泛化現象，這種泛化表現在對屈原情結的淡化。如被王夫之稱譽的江淹《山中楚辭》五首，雖然王夫之在《楚辭通釋》中先取前四首，並刻意解釋，向屈原情感拉近，如《山中楚辭》其三：“入橘浦兮容與，心惝惘兮迷所識，視煙霞如一色。深秋窈以虧天，上列星之所極。桂之生兮山之幽，紛可愛兮柯團團。溪崎嵺兮石架阻，颼兮水道寒。煙色閉兮喬木橈，嵐氣暗兮幽篁難。忌蟪蛄之蚤吟，惜王孫之晚還。信於邑兮白露，方夭病兮秋蘭。”王夫之釋曰：“白露降而秋蘭萎，誠可嗚咽者也。此仿《招隱士》而廣之。悲放逐之士，歸國無期，空山抱怨之情。”《山中楚辭》第四首：“石簁簁兮蔽泉，雪疊疊兮薄樹。車蕭條兮山逼，舟容與兮水路。湣晨夜之摧挫，感春秋之欲暮。征夫輟而在旁，禦者跼而載顧。”王夫之釋雲：“遷客不忍離君而去，遲回欲止。行路之難，不徒在山水也。”單從江淹作品來看，實難看出王夫之所說之情。但即便如王夫之所說，我們也不難發現，至南朝，人們的擬騷至少從表麵上已走出屈騷式的直接抒寫，而轉向含蓄表達。如張纘的《擬若有人兮》：
若有人兮傍岩石，新莆衣兮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篇末“懷君王兮未能歸”，思君之情雖明，但隻是點到而止，並無反複的傾訴。
總的說來，屈原騷體的情感主題，主要是在個體與黑暗現實對峙中，表現懷才不遇的憤懣、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以及對自我理想持守乃至用生命踐履的抗爭精神。唐前正麵追擬騷體的作品，承繼了屈原騷體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的情感主題，但同時伴隨著抗爭不足、幻想期待、徒然怨艾或是屈騷精神淡化的現象，除個別作品外，總體上表現出憤嫉有餘而抗爭不足的情感特征。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雲：“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劉勰所說“《九懷》以下”，據洪興祖《楚辭補注》，係指劉向《九歎》、王逸《九思》幾篇漢人擬騷作品。劉勰雖然著重論述屈原騷體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的地位與價值，但卻導引後世對《楚辭》中的擬騷作品的貶抑，朱熹、王夫之等人對漢代擬騷作品的貶斥，雖然各有自己的評價標準，但是他們均認為漢代擬騷徒為“無病呻吟”之辭，這種評價顯然是抹殺了漢代乃至以後擬騷作品在文學史與文化史上的價值。雖然唐前擬騷作品未能達到屈原的高度，無論是從情感還是藝術方麵，但唐前尤其是兩漢擬騷係列作品，往往寄寓著作者的現實感懷，並借擬騷的形式表現出來，充分展示了屈原對中國士大夫心靈的影響。如被魯迅評為“失其‘九死不悔’之概”的《九辯》，通觀全篇，也是宋玉自抒憤懣之詞。關於宋玉的生平，我們僅從司馬遷《屈原列傳》及王逸《九辯序》略知其為屈原弟子，其不敢直諫異於其師。宋玉對以陽春白雪與曲高和寡之說。類似的記載還見之於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卷一，玉函山房輯佚補編本。從中可見，宋玉富有才氣，但不偶世俗，並未得到頃襄王的重用；他的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之答，雖無屈原的直諫精神，但也表現出其不阿世媚勢的個性，這應是形成《九辯》懷才不遇與憤世嫉俗情感主題的心理背景。再如王褒《漢書·王褒傳》載：“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覽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王褒也是憑其“才俊”，得益州刺史之薦待詔宮廷，“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抵達京城的第一件事，就是作了《聖主得賢臣頌》。此頌從君臣兩個方麵，曆舉史事，表達了王褒對君明臣賢的角色期待，並頌揚了理想的君臣關係及對國家安定的重要性：“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凱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以聖王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鳳翱，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寒，優遊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鬆，眇然絕俗離世哉！詩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本傳並雲：“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可見，此頌還是有微諷之意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褒借擬騷體所表現出的情感，不單單是一種文字模擬或是僅出於對屈原的景仰而追擬，擬騷已成為表達作者情感的一種方式。
這一點在劉向身上有更加明顯的表現。《漢書·劉向傳》載，漢宣帝、元帝時宦官弘恭、石顯結黨營私，與劉向同氣相求的蕭望之、周堪等人先後被陷害排擠致死，劉向不無憤懣，。劉向八篇今不存，但從以上標題來看，懷己傷世、憤世嫉俗之情還是相當明顯的。劉向編校《楚辭》及作《九歎》一篇，並非隻是傷古，而是有著政治上的切身體會。古代朋黨之爭的最初形態應始於兩漢，尤其是西漢末年劉向、蕭望之等人以大臣弼佐王室，與外戚、宦官等相爭於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史書所載劉向的一些上書，其中都涉及朋黨之事。雖然劉向上書中“朋黨”一詞屬於貶義，專指小人的結黨營私，但是他並不否認君子賢人“引其類而取之於朝”的群體性。其子劉歆在哀帝之世與博士論議古文經之事，更將朋黨之爭從外戚、宦官的對立轉入文人內部的學術與政治之爭，最後劉歆黜為五原太守。所有這些，初步表現出漢代文人士大夫集政治、學術於一身的黨爭形態，劉向編校《楚辭》與《楚辭》中諸多擬騷作品以及《楚辭》之外的一些騷體如劉歆的《遂初賦》等都是文學形態上的一些表現。由此可見，在《詩》被“經”化的兩漢，在文學與文體意識尚未明確的兩漢，屈原騷體所起到的潛在的文學與文化功能的作用。以前人們對劉向編校《楚辭》的標準有多種推測，也都有一定道理。其中爭論最多的是從文體的角度，論證劉向為何收錄賈誼的《惜誓》，而不收錄《吊屈原賦》，而兩篇在體式上幾乎相同。如果我們從情感的認可角度來看，《惜誓》完全追擬屈原騷體，不論是情感還是騷體體式上；而《吊屈原賦》雖然體式上為騷體，與《惜誓》無別，但是《吊屈原賦》中所體現出作者在祭吊過程中個人的情思，即賈誼對屈原至死不離楚國的深深遺憾，而不完全是追擬而已。這應是劉向擇取作品的重要標準之一。
而王逸作《九思》，並為《楚辭》作章句，也可見出作者的政治情懷。王逸於漢安帝元初四年召至京城為校書郎，入東觀校書，順帝時為侍中。從安帝親自執政到順帝時，這一時期正是從光武、明、章、和時代的中興，走向桓、靈之世衰落的漸變與轉折時期。王逸身處朝廷，對已露跡象的外戚、宦官的專權及危害當有切身感受。其《章句》對屈原忠貞、伏節直諫精神的首肯與推崇，一方麵是由於他與屈原同土，最重要的還是王逸對現實政治的敏感與關注。他借對屈原的首肯，對班固的批評，表達了他對人臣的看法。這與朝廷中敢於直諫的士大夫同氣相求，求於古，更合於今。按，王逸曾為侍中，據日本金澤文庫藏《文選集注》陸善經本載王逸曾做過豫章太守，其經曆與同時的翟酺略似。《後漢書·翟酺傳》雲翟酺由侍中、尚書“出為酒泉太守”，主要是因其上書陳諫，得罪外戚。故以此推之，王逸很可能也由侍中出為豫章太守，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王逸曾力薦過樊英，而樊英出任後，並無建樹，眾人失望。在漢代，舉薦有失，亦要追究薦舉者之責；二是，從王逸作《章句》來看，他極力推崇屈原的直諫伏節精神，與朝廷大臣廷諫婞直之風相合。史書雖無王逸諫爭記載，但王逸時為侍中，對當時宦官、外戚專權當有所感，其《章句》應是有感而發，故為排擠，出為豫章太守，這種可能性似更大。《後漢書·左周黃列傳》範曄論及儒士對漢世國運的影響時說：“其餘宏儒遠智，高行潔行，少許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此段評說，舉出東漢正直儒士之多，並指出他們“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的薪火相傳、扶大廈之將傾的作用，這對人們認識兩漢尤其是東漢文人儒士的直諫精神及對漢世國運延祚的意義頗有啟發。可以說，王逸《章句》的“經學”闡釋是評屈致用，是屈原直諫精神在漢代“婞直之風”的土壤中的複現，王逸《章句》對屈原忠貞伏節精神的褒揚，是得風氣之先的一種反映。所以，把王逸《章句》的“經學”闡釋放入漢代文化的動態的建構中進行把握，我們就可以發現王逸《章句》“經學”闡釋隻不過是“依托五經以立義”，所包蘊的是一種要求思想新變以及關注現實的思想文化特征。清人趙翼讚揚說：“東漢士大夫以氣節相尚，故各奮死與之搘柱，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在桓靈之世黨人廷議、冒死直諫的鬥爭精神成為當世及後世推崇的楷模時，回過頭來再看看體現這一直諫精神的先驅們，他們先覺的智慧，倡導於政風漸變之時的勇氣，似更難得，也似更值得後人敬仰。若依此再來反觀王逸《章句》的“經學”闡釋，我們似乎更能親切地感受到王逸於《章句》、於屈原，所寄托的並不是冷冰冰的“經學”教條，而是湧動著關注現實的滾燙的血液，跳動著抗顏為國的忠直脈搏。這是王逸能擺脫“章句”體的弊端、在“經學”的框架中又能突破經學束縛的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