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安石“自百家諸子之說，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隻有這樣，才能使處於隱散分裂狀態的儒家之道複歸於“一”。可見，韓愈道統觀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在於排斥異端，重振儒家傳統的正宗統治地位；而王安石的道統觀，卻是為他的儒釋調和論張目。
不僅如此，王安石進一步指出，既然佛家之理有與儒家的道相通之處，那麼，浮屠中那些按照佛家教義進行修行的高僧，其品行就不免與儒家聖人所要求的“仁義”有相似處，隻不過有高下之分：“故為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於佛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人與浮屠，都以簡易“得諸己”，“善其身”，但是聖人“善其身”後，還要“從容人事間”，而非“絕跡山林”。而當儒家之道衰微時，儒教中人便有歸入佛家者，陳善《捫虱新話》：王荊公嚐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隻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葉禪師，雪峯、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
這樣看來，王安石之所以對佛教產生濃厚的興趣，除了晚年遭受的精神挫折之外，至少還有兩個方麵的因素：援佛入儒，吸取佛家義理中合於聖人之道的地方，致道於“一”；在與浮屠的交往中，學習他們高尚的品行，增加自己的人格修養，並以此抨擊世俗中學士大夫們沉溺利欲。這當然是曾鞏所不能承認的。曾鞏認為，“先王之道”之所以不彰，是因為被“眾說”所蔽，而其中佛家尤甚，從而使得“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複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既然如此，欲要“一道德”，就一定要排斥異端，尤其是佛。《新序目錄序》謂：“故先王之道為眾說之所蔽，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梁書目錄序》謂：“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另外，本文想略談一下性格因素在王、曾交疏過程中的影響。《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傳》雲：“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時人乃至後世對王安石的抨擊，除司馬光、二程、朱熹、王夫之等人集中批評王安石學術不正，立腳不正之外，大都針對王安石的性格所發，稱其“狷狹少容”、“剛愎自用”、“執拗”、“偏狹”等。這些性格在王安石身上，主要表現為一種極端的自信和缺乏寬容氣度。既有對自己學問才華以及政治主張的自信，也是對自己的人格品行的自信。對於前人，則眼中“前不見古人”，如曾鞏所言，“介甫非前人盡，獨黃帝、老子未見非耳”；對於同輩，則動輒斥之為流俗或學問淺薄。這種極端的自信，既使得王安石果於自用，“能橫身為國家當事”，也使得他往往固執己見，甚至發展為一種“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