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當王、曾二人發生政見上的衝突時，王安石就難以心平氣和地聽取曾鞏的勸諫：“神宗問南豐：‘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可見，曾鞏對於王安石的這種性格，也是相當了解並且深有體會的。
四
不過，盡管在熙寧初年，王、曾關係出現了明顯的疏遠，但多年的友誼並未由此破裂。這一點，與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韓維所謂“嘉祐四友”因政見歧異而分道揚鑣並不相同。這或許是由於在熙寧變法期間，“嘉祐四友”分別成為新舊兩派的核心成員，位高權重，都處於激烈政爭的核心，所以私人關係受變法影響尤其深遠。如王安石的密友韓維，曾在神宗麵前力薦王安石，是他首次拜相的關鍵人物之一。後因保甲法發生衝突，關係疏遠，最後居然“幾若世仇”，令人歎惋。
相比之下，王、曾之間的政見分歧並遠未激烈到如此程度。
如上所述，曾鞏並未完全否定製度變革的必要性，隻不過在某些具體設施和程序方麵與王安石相異。在知齊州、襄州、福州期間，曾鞏還是能夠因地製宜、循序漸進地推行某些新法，如新法中爭議較大的青苗。《曾鞏行狀》謂：“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這樣，既順利地推行了新法，又避免其強行抑配、以為聚斂的弊病。對於曾鞏此期任職地方的所作所為，林希《曾鞏墓誌》的概括是比較中肯的：“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何況，由於在英宗年間濮議事件中支持恩師歐陽修，曾鞏也早已不見容於呂公著、司馬光、呂誨等人，後者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反對派核心。這也阻礙了曾鞏完全走向王安石的對立麵。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任相後，時知洪州的曾鞏致信王安石，又一次就新法向王安石諄諄勸告：某辱知最舊，故敢有一言之獻。竊以宰相之任，今日之計，不退小人、不除弊事，則人望去矣。不在於紛紛，而但在知其要。要者，過正人而已。進者正人，則所得者正論。正人眾則小人消，正論行則弊事去，此必然之理也。……今所謂正人者，皆已章章在人耳目，但在聚之於朝，擇其言而用之耳。其於用舍，不可不審，一有不當，則人望必損。治亂安危之幾，實在於此，故敢以獻左右。
這封書信的重點是變法中的人事問題。此時，新黨內部已經發生了嚴重內訌。呂惠卿與曾布（曾鞏之弟）這兩位新黨中堅已經徹底決裂，而王安石與呂惠卿之間也開始交惡。信中所指的“小人”雖未明言，王、曾二人想必也都心照不宣吧。
元豐六年（1083），曾鞏病於江寧，王安石每日都去探望。據《說郛》卷四十九所輯曾紆（鞏之子）《南遊記舊》載：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邸報蔡京召試，介甫雲：“他如何做得知製誥，一屠沽耳。”又雲：“除修注誥詞是子固行當，待便當論徼。”時南豐已病革，頷之而已。
蔡京是王安石女婿蔡卞之兄，而王安石貶之為“屠沽”，並許諾方便時為曾鞏論徼此職。經曆了幾十年宦海沉浮和人事紛紜後，在曾鞏彌留之際，王安石的這番話，算是對曾於自己當政時期輾轉地方州郡、不曾援引的老友一個最終交代吧。
（原載《撫州師專學報》1999年第4期，2010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