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術誌趣之差異與性格因素之影響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四“廬陵學案”中，列王安石、曾鞏同為廬陵門下士。的確，王、曾二人在對揚雄的推崇，對“一道德”的熱衷，對《洪範傳》的詮釋上，都極其相似。王安石與曾鞏的交遊，也是“平生以道義相附”。但由於對“道”的理解不同，此“道”非彼“道”，因此，二人學術取向上也表現出若幹不同。
曾鞏恪守儒家原典，力排異端，乃至被後人尊奉為理學先驅。
王安石卻一生泛濫百家，出入儒釋，是北宋士大夫中致力儒釋調和的中堅人物。這樣，“貶佛”與“崇佛”之爭，在二人的生平交遊中就時或發生。釋惠洪《冷齋夜話》卷六載：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龕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
在王安石生命的最後幾年裏，王、曾二人的關係，較之熙寧年間已經漸漸有所好轉，但學術取向的差異依然是二人的分歧所在。
實際上，由於對佛教的不同態度而引發的爭吵，一直存在於王、曾的交遊中。王安石《答曾子固書》謂：“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從文中看，王曾二人兩種觀點的對立是明確的。曾鞏認為佛經亂俗，而王安石卻針鋒相對地指出：“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曾鞏一生排佛，不遺餘力。從其文集看，他所作的不少佛院記，如《分寧縣雲峰院記》、《鵝湖院佛殿記》、《兜率院記》等，都是典型的“對著和尚罵賊禿”，較之其師歐陽修，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曾鞏之所以排佛，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經濟。曾鞏認為佛教徒不勞而獲，不出賦稅，耗費大量錢財建造宮殿佛器，嚴重地影響國計民生。第二，道德風俗。曾鞏認為，佛教之入中國，使得社會風俗敗壞，有背君臣父子倫理。可見，曾鞏的排佛，仍然著眼於其佛教的外部社會影響，未曾深入到佛教哲學的內部義理深層，這就難怪被王安石斥之為“於讀經有所不暇”了。
與曾鞏相比，王安石的“援佛入儒”，調和儒釋，曆來為世人所公認，本文在此不再贅及，隻想著重論述一點：王安石之所以從早年就開始對佛家義理及佛教徒表示出濃厚的興趣，與他對儒家之道及其道統的理解有關：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狥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誌之士，補苴調聏，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
王安石認為，儒家之道始自伏羲，成於堯、舜，由禹、湯、文王、武王發揚光大，由伊尹、伯夷、柳下惠所繼承延續；此後，這個“道”由“一”分裂為八九，不能完整地呈現於世。這種儒家道統觀的提出，顯然是受韓愈的影響，但是，其中有一最關鍵的不同：韓愈認為，這個儒家之“道”自秦漢之後，“後世不得其傳焉”。這樣，從秦漢至中唐，此“道”是斷絕了的，在此期間盛行中國的釋、道二家，都是與儒家對立的異端邪說。王安石卻認為，儒家的這個“道”，與眾說並非處於絕然對立的狀態。自秦漢之後，它由“一”分裂為八九，雖然不能完整地呈現於世，卻是處於一種“隱”與“散”的狀態，老莊、楊墨各得道之一端。既然如此，那麼佛家經書中的道理，也就應該與儒家經典中所載的道理有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