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論》一文體現了曾鞏一貫持之的“法後王”政治思想。曾鞏始終認為，先王之道和三代之政是不可企及的典範，但先王之意卻遺留在後世的典章製度中。因此，他提倡“法後王”，“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如《唐令目錄序》雲：“《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製，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在《上歐蔡書》中，他自稱對於貞觀之治，“未嚐不反複欣慕”，乃至於“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而王安石在熙寧元年（1068）屢次向神宗陳述堯舜之道、先王之治，則體現了一種“法先王”的政治思想。他認為，“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因此力勸神宗效法。必須指出，這種“法先王”政治主張的提出，在當時有著鮮明的政治動機。誠如邵伯溫所雲：“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鑒》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荊公，首建每事當法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荊公與其黨始務為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為不足法，況唐之太宗乎？”王夫之則論道：“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鎮神宗。……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這二則足以說明，王安石力貶唐太宗、主張效法三代之治的政治動機，在於為即將進行的變革運動，樹立一遠大的理想；同時，為變革中必將牽扯到的對現存祖宗法製的更張，進行政治輿論的先導：唐太宗之治尚有缺陷，不足為法，然則祖宗舊法也應該斟酌損益。錢大昕犀利地指出：“王安石以本朝製度為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鞅，此宋之所以亡也。
後儒好為大言，不揆時勢，輒謂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代，徒為世主輕儒者藉口，是不如法後王之說為無弊矣。”其實，王安石在此雖然有著極其自信的一麵，但卻絕非僅僅是“好為大言”，其最終目的在於托古改製。《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九《周禮新義》提要謂：“然周禮之不可行於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嚐不知也。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於是附會經義以嵌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在王安石看來，先王之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因此，所謂的“先王之法”，在此的確有“鎮壓人心”、“嵌儒者之口”的意圖。
如果說《唐論》一文仍是婉言勸諫，那麼，曾鞏稍後所作的《講官議》一文，則筆調銳利，充滿諷刺之意，矛頭的指向也更為明確。此文表明了王、曾對於儒家師道的不同理解。《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六載：庚申，呂公著、王安石等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來，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禮官韓維、刁約、胡宗愈言：“宜如天僖舊製，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劉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言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龔鼎臣、蘇頌、周孟陽、王汾、韓忠彥皆同攽議，曰：“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曆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易變更”，帝問曾公亮，公亮曰：“臣侍仁宗書筵亦立。”……遂已。
講官坐講，乾興以前本就有之，純屬禮節性的問題，並未涉及政體製度之根本。饒是如此，王安石等乍一提出，立遭眾人反對，“行之且五十年，豈可輕易變更”，這正表現出熙寧初年北宋官僚群體因循守舊心態的根深蒂固。此時的曾鞏，不僅又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麵，更把坐講這一禮節性問題提至君臣倫理的高度加以反對。曾鞏以為，王安石請坐講是“以師自任”，並斥之雲“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然後文章又自“講官”之職講起，強調為臣的本分不應僭越，“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也”。結尾點明寫作意圖：“顧仆仆然以坐自請者，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文章的立場觀點，與次年呂晦彈劾王安石十大罪狀中的第三條如出一轍，其文曰：“安石居是職，遂請坐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曾鞏與呂晦一致認為，王安石請坐講是不明君臣之分的狂妄之舉，所以極力斥責。但王安石對於儒家師道，自有其獨到的理解：“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並持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麵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由上可知，王安石認定，宇宙天地間有一最高本體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