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強兵”緊密相關的是“富國”，即財政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王、曾表現出“開源”與“節流”的分歧。神宗初年，由於長期的冗官冗兵，財政情況比較緊張。再加以頻頻的自然災害，使得神宗屢次下詔強調節儉。財用不足，成了神宗初年的當務之急：“帝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留意節用。’”但節流僅僅是理財之一端，在國家歲收不變，冗官冗兵依舊的形勢下，無論如何強調節省，終究不能迅速改變財政的困窘。因此，王安石反複申明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以開源為主的理財思想，自然引起了神宗的興趣。
朱子雲：“荊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雲：‘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財用匱乏，而複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財未嚐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邵伯溫更進一步由此追溯到新法的施行：“神宗天資節儉。……
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在這一關鍵問題上，曾鞏又一次站在了神宗與王安石的對立麵。試看其《讀孟子》一詩：“千載士椎無比擬，一編吾喜竊窺觀。苟非此道知音少，安有茲人得誌難。機巧滿朝論勢利，創痍連室歎饑寒。先生自是齊梁客，誰祚商岩渭水看。”此詩在對己身不遇的孤高自許中，對“滿朝論勢利”之風加以斥責，認為此風與孟子重義輕利的“義利觀”相違。事實上，曾鞏並非反對理財，他本人也十分重視這一問題。隻是他反對以機巧生財，而強調節流。《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曾鞏傳》載：“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節用”是曾鞏一貫持之的理財觀。其《議經費劄子》雲：“蓋用之以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二，則吾之二也。”可見，曾鞏理財的核心，即是用之以節，強調節省。針對財政的困窘，他也提出了具體的措施：臣嚐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曾鞏強調在囯家歲收入不變的前提下，減少冗官的數量，以減少官吏俸祿的支出，減少郊費支出，把節省的費用累年積蓄，國家也就漸漸富強了。這與王安石強調開源的生財思路明顯相左。
由上述可見，熙寧初年，曾鞏出於較為保守穩健的政治立場，自覺地站在了當時政治主流的對立麵，並與其時漸處政治中心的王安石，在一係列重大時事問題上發生了尖銳衝突，二人經世思想中一些深層矛盾也隨之暴露無遺。這無疑是導致二人晚年交疏的最直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