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既是道德性命，同時更落實在政治實踐當中。在前者達到最高境界的人，“由其德而言謂之聖”，在政治實踐中處於最高統治地位的人，“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這樣，掌握了這種“道”的“師”，與“行道”的最高統治者“大人”即君主，也就處於一種平等的地位。最高本體的“道”掌握在“師”的手中，因此，行道的君主，就有必要向他們屈尊求教，這樣，儒家之道也就可以通過君主來實現。不僅如此，“道”是天下所公，“師”既然“先得之”，就有責任、有義務“推於人”，“使同我所有”，這正是所謂的“以先覺覺後覺”。可見，王安石的師道觀，其實質是企圖以學術來指導、改造政治，體現了一種強烈的士之自覺精神與濟世情懷。這種深邃的儒家師道觀，顯然是曾鞏所未曾體會到的。在隨後的政治變革中，王安石也的確處處以“師道”自任，正如劉安世所言：“（安石）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誌，必麵折之，反複詰難，使人主伏弱而已。”王安石如此強項，絕非單純出於性格的自信倔強，而是有一種堅強的政治信仰，學術思想為其支撐，這也恰恰是“過闕，上殿劄子，力為諛說”的曾鞏所望乎其後的。在他看來，師的作用不過是“解惑勸懲”而已，是一種幫助政治教化訓導的工具罷了。
曾鞏又有《秋日感懷示介甫》一詩：“沙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恥論兵。”聯係熙寧初年時事，當知此詩絕非尋常文人逢秋起興，而是有意諷勸。神宗即位伊始，銳意邊事。他的這番意圖，卻遭到當時的執政大臣富弼等人反對：“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富弼本是三朝名臣，此時已經垂垂老矣，暮氣沉沉。範純仁《論富弼入相久謝病不出》言此時富弼：“入則隨眾循舊，不欲有為；退則杜門謝客，罕通人事。”“惑道家全神養氣之言，循曲士忘名忌滿之節，不以天下之重易其愛身，不以萬務之急妨其養性。”這自然難符神宗勵精求治之意。而王安石卻在此時回答神宗“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至太平，以何道也”的奏疏中，對邊事表示了相當的重視，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中弊端：“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嚐申勑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丁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並且隨後又提出了具體的改良措施。因此，曾鞏“吾黨恥論兵”之類的議論，不僅與當時神宗的意圖相左，在王安石聽來，也屬於刺耳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