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曾鞏都是北宋文壇巨擘。二人早年相知若契,而晚年卻曾一度相睽,也是毋庸諱言。《宋史》卷三一九《曾鞏傳》謂:“少與王安石遊,安石聲譽未振,鞏薦之歐陽修,及安石得誌,遂與之異。”《二程集·程氏外書》卷十二載王、曾二人“晚年亦相睽”。李壁注王安石《寄曾子固》一詩亦雲:“可見其相愛也,至晚年方相違爾。”但對二人交疏的原因,後人多未曾作深入的探究,隻是因為黨爭偏見和學術上歧異,便往往借曾攻王,認為王安石“心術不正,即在好非議古人,子固窺破此等伎倆,故始密而終疏”。其實,王安石與曾鞏晚年的疏遠,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政見之異無疑是一個直接的誘發因素,而在其後,則隱含著二人經世思想的一些分歧與對立。同時,二人學術誌趣取向的差異與王安石的性格因素,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及至王、曾暮年,二人又重溫舊好,則顯示出在北宋熙豐年間,雖然黨爭已經嚴重影響到士人們的私人關係,但士人的交遊網絡並未完全由此破裂,政治與私交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維持著一定的平衡。
一、從王、曾生平交遊看二人之交疏
王安石與曾鞏相識,始自慶曆元年(1041)。其時,王安石二十一歲,赴京師應禮部試。其《憶昨詩》雲:“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厭食鍾山薇。屬聞下詔取群彥,遂自下國趨王畿。”李震《曾鞏年譜》卷一謂曾鞏此年“入太學,……與王安石在京師相識並定交”。曾鞏《寄王介卿》一詩雲:“憶昨走京塵,衡門始相識。疏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域。”二人相見之歡,可見一斑。慶曆二年(1042),王安石進士及第,簽書淮南判官,曾鞏落第返鄉,二人京師相別。此後,二人友情與日彌篤,詩文往來頻繁。按《臨川先生文集》,王安石寄曾鞏的詩文有:《同學一首別子固》、《贈曾子固》、《寄曾子固二首》、《答子固南豐道中所寄》、《寄曾子固》、《豫章道上次韻答子固》、《得子固書因寄》、《答曾子固書》。《曾鞏集》中載曾鞏致王安石的詩文有:《酬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慶曆二年)、《懷友一首寄介卿》、《寄王介卿》(慶曆三年)、《之南豐道上寄介卿》(慶曆五年)、《發鬆門寄介甫》、《江上懷介甫》、《與王介甫第一書》(慶曆七年)、《與王介甫第二書》(嘉祐三年)、《與王介甫第三書》(治平二年)、《過介甫》、《過介甫偶成》、《秋日感事示介甫》(熙寧元年)、《寄王荊公介甫》(元豐五年)。在與同時代人的詩文往來中,二人都曾言及對方。
如王安石在《答段縫書》、《與孫侔書》、《答王逢原書》、《與王深甫書》中,稱自己與曾鞏“亦可以忘乎行跡矣”,“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跡間耶”?而曾鞏在《上蔡學士書》、《上歐陽舍人書》、《再與歐陽舍人書》、《答袁陟書》中,則對王安石極力推挹。
由以上詩文,我們不難窺知,早年的王曾之交可謂情深意重。曾鞏《喜似贈黃生序》雲:“五年時,某送別介卿於洪州。……而予自洪州歸,雖其身去介甫之側,其心焦然,食息做作,無頃焉不在介卿也。人由至自介卿之門者,雖奴隸賤人,未嚐不從之委曲反複,問介卿起居與行事,得其所施焉,雖小事皆識之,以自警且自慰也。”王安石知鄞縣時,曾鞏作《一晝千萬思》一詩雲:“一晝千萬思,一夜千萬愁。晝思複夜愁,晝夜千萬秋。故人遠為縣,海邊勾踐州。”王安石雖然自稱“天稟疏介”,也有“為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平生湖海士,心跡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徊如有慕”等深情款款之句。二人又彼此以文相許,互為辯誣。王安石稱許曾鞏之文:“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鬥。……假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讚揚其學問品德:“吾子命世豪,術學無窮閑。直意慕聖人,不問閔與顏。”當曾鞏受人譏謗時,王安石先後兩次作文為之辯誣。曾鞏亦然。當王安石聲名未振時,曾鞏先後向蔡襄和歐陽修不遺餘力地推薦。
當王安石在仕途中因特立獨行而被世俗譏謗時,曾鞏同樣力為申護。
然則王安石與曾鞏關係的疏遠,始自何時?從二人仕宦行跡來看,應當在宋神宗熙寧元年至二年(1068-1069)六月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