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以上詩歌係年均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詩文係年》對它們的編年雖然略顯粗疏，但結論是靠得住的。畢竟，王安石一生中隻有一次出塞的經曆，由詩中景色的描寫，還是很容易對其奉使詩歌編年的。而把這些詩歌係於嘉祐五年（1060），也與柳子玉、謝師直、朱明之的仕曆吻合。但張文一定要在伴送使之外，憑空給王安石加上一個嘉祐八年（1063）遺留使的頭銜，以至於諸多係年，方枘圓鑿，扞格不通。
另外，《伴送北朝人使詩》與《奉使詩錄》，又作《王文公送伴錄》、《王介甫送伴錄》，其實是一書數名，而非張文所謂的兩本作於不同時間的詩集。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以及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第278-279頁已經予以辨析，茲不贅。
再退一步講，倘若如張文所言，王安石的確曾於嘉祐八年（1063）四月三日，作為遺留物國信正使出使契丹，那麼，他可能何時返回汴京呢？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宋代史料載，宋代使者出使契丹，均有固定的線路，而來回所需要的時間，通常大約在三個月左右。例如，據沈括（宋神宗熙寧八年三月，充回謝使出使契丹）記載：“自塞至其庭，三十有六日。”而據王安石《伴送北朝人使詩序》自稱：“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則自汴京至遼庭單程約54天。又如，嘉祐四年（1059）八月，沈遘任賀契丹正旦使，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出發，五年正月初四左右啟程返回國，則來回時間大約也應接近三個月。這樣算來，從王安石出使契丹的四月初三起，到他返回汴京，時間應該在七月上中旬。又如，嘉祐八年（1063）四月初一，宋廷遣王道恭告哀於契丹，至本年秋七月十七，蕭福延來祭吊仁宗，一來一往，時間也是三個多月。如此說來，王安石自四月初三至七月上旬這段時間裏，應該是在往返契丹的路上。
但據《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載，嘉祐八年（1063）六月，王安石正在汴京受人拜訪請托，撰寫墓誌銘：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製曰：“朕初即位，大賚群臣升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徳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末，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徳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
此外，《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外製”收有王安石知製誥時所撰《左（疑為右之誤）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製》。據《長編》卷一百九十八，王陶嘉祐八年（1063）五月充皇子伴讀：“（嘉祐八年五月庚戌）右司諫王陶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子伴讀。”所以，這篇製文撰於嘉祐八年（1063）五月。由此可見，嘉祐八年五月、六月，王安石正在京師知製誥，不可能於本年四月出使契丹，然後七月返回。
再申明一點，王安石本人自己是承認做過送伴使的，如《臨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伴送北朝人使詩序》，以及《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的標題、《臨川先生文集》卷十五《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老》的標題等等。但是，在現存王安石的文集中，從未見他自稱使遼的記載。
（原載《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2010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