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所謂的內證。先看這一內證的大前提。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九，送伴使製度始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十月：“契丹使耶律諧理等辭歸國，詔供奉官閤門祗候王侁送至境上。送伴使蓋始此。”從宋人的記載來看，它與國信使、正旦使、生辰使等，的確在所曆路程上有所不同，送伴使一般隻至邊境即可。如張文引《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七十一載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初，契丹使蕭知可等至白溝驛，與送伴使陳知微酌酒為別，遣舍利以所乘馬遺知微，又以二馬至令自擇之，知微固辭不受。”但必須指出，這一行程上的區別，即張文所說“故作為接伴使送伴使是不會越過邊界的，雙方隻能在界河橋迎送”，並不是絕對的，有時送伴使穿越國邊界也是允許的。比如，《三朝北盟會編》卷十載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十月：“禦筆：據代州奏探報，阿固達已到奉聖州，在雲中府之東，乃唐新州，契丹改作奉聖州。仰趙良嗣、馬擴送伴使人取代州路，過界前去奉使。”由此，這一前提不宜絕對化。
二
退一步講，即使是這一前提成立，我們再看一下張文用來證明王安石曾經深入遼境的兩首詩歌。《出塞》詩雲：“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蒙蒙吹濕漢衣冠。”詩中記述了契丹人在“沙上”設宴招待王安石的情景。張文認為，此文作於涿州，當時屬於契丹的南京道六州之一，“距離宋遼界河白溝河已達一百一十裏之遙”，所以這就足明證明王安石曾深入遼境，從而得出王安石在送伴之外另一次出使遼國的結論。
不過，張文似乎忽略了一點，即遼宋分界河的白溝河（巨馬河）一帶區域，自唐以來一直便屬於涿州歸義、新昌等屬縣。《太平寰宇記》卷七十“河北道”載：“（涿州）唐武徳元年，郡廢，複為幽州之屬邑。七年，改涿縣為範陽縣。大曆四年，幽州節度使朱希彩奏，請於範陽縣置涿州，仍割幽州之範陽、歸義、固安三縣以隸之，屬幽州都督府。領縣五：範陽、固安、歸義、新城、新昌。”隻不過宋遼議和以後，白溝河開始成為界河，阻隔南北。王安石在此一帶與契丹人盤桓，應該也可以泛稱涿州吧？又何必非得跑到涿州的州治所在地——範陽，才能稱為涿州呢？
除此之外，王安石還寫有一首《北客置酒》詩，也描寫“在遼國境內為王安石等宋國使者設宴的情景”。張文將此詩當作是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深入遼境的另一條證據。但此詩的標題明明是“北客置酒”。倘若王安石是作為遺留使等使遼的話，又怎能將對方稱之為“北客”呢？應該是“主人”或“東道”才對。筆者以為，這兩首詩恰恰是嘉祐五年（1060）春，王安石作為送伴使即將完成使命時所作。契丹使者為感謝他的伴送，所以置酒招待。對於王安石而言，這一契丹使者正是從北方而來的“客”，故稱之為“北客”。至於另一首《涿州》，詩雲：“涿州沙上望桑幹，鞍馬春風特地寒。萬裏如今持漢節，卻尋北（一作此）路使呼韓。”
張文的論證其實與《出塞》是相同的。即將“涿州沙上”落實為遼國國境以內距界河一百多裏處的州治之處，茲不贅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