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王安石使遼一事，《宋史》及《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史書均未載。經過李德身《王安石詩文係年》、高克勤《王安石年譜補考》等考辨，筆者以為此事已經比較明白。盡管其考證略顯粗疏，但結論與相應的詩歌係年，都是基本正確的。那就是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初，王安石曾經作為送伴使，伴送遼國賀正旦使回國，然後大約在二三月份，返回汴京。在伴送與返回的途中，他還寫下了一組詩歌，將其編為《伴送北朝人使詩》。嘉祐五年（1060）八月和六年（1061）閏八月，王安石又先後兩次被任命為契丹正旦使和契丹國母生辰使，他都推辭掉了，此後再也沒有出塞過。
最近，張滌雲教授在《關於王安石使遼與使遼詩的考辨》一文中提出異議，認為王安石除嘉祐五年（1060）送伴使的任命外，還曾在嘉祐八年（1063）四月宋仁宗逝世後，作為遺留國信使而再次使遼，並且又寫了一組詩歌，收入到《奉使詩錄》中。
文章的主要論證包括兩部分。首先，送伴使所經過的路程，與其他使節（如正旦使、生辰使、國信使）要深入遼境拜見遼主有所不同，他隻負責將遼國使者送到邊界（白溝河一帶），不能涉足遼境。王安石詩集中卻有兩首描寫遼境景物的詩——《涿州》與《出塞》。這便證明，王安石曾經到過遼國境內。所以，除了嘉祐五年（1060）作為送伴使之外，王安石還應在其他時間出使過遼國。據推測，這一時間隻有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逝世後最為合適。因為此時應當有告哀使、告即位使、遺留國信使、回謝禮信使。諸使人員均有記載，唯獨遺留使副“《宋史》未明載何人，這樣便可判斷王安石即是其中的一位正使”。其次，所謂前人的旁征，即南宋的李壁“在《王荊文公詩》注中，多次注明王安石曾使遼。如《白溝行》詩後注‘公此詩必作於使北時也’，《乘日》詩中‘煙水似我鄉’後注‘使虜時作’；《飛雁》題下注‘奉使時作’；又在《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長老》詩後寫道‘公多有使北詩’”。
李壁作注是在南宋嘉泰年間，離北宋滅亡隻有七十餘年，他又出身於史學傳世之家，所言應當可信。
筆者以為，以上內證、旁證均難成立。首先，所謂王安石嘉祐八年（1063）使遼一事，張文未能提出一條記載此事的史料。
眾所周知，孤證不立，而張文連基本的孤證都缺乏。其次，所謂李壁的旁證。李壁在注《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長老》時謂：“公多有使北詩，而本傳及年譜皆不載嚐出疆，獨溫公《朔記》雲雲。
《朔記》雲：‘嘉祐五年九月，錢象先、閻詢、陳經、王安石使契丹。’”但李壁所據的《朔記》這條記載，現在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九十二載嘉祐五年（1060）八月：“庚辰，刑部郎中、天章閣待製兼侍讀錢象先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偉副之；侍禦史陳經為契丹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郭靄副之；鹽鐵判官、刑部郎中閻詢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劉禧副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為契丹正旦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元中副之。既而安石辭行，改命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秘閣校理王繹。”由此可見，李壁對於王安石奉使一事，其實是不甚清楚，所以才會引用這條錯誤的材料。這樣，他對於王安石一係列奉使詩本事的注解，首先應該屬於被檢驗的對象，本身就“妾身未分明”，又怎麼能夠把他的相關注解，作為考證王安石奉使的證據呢？還有，此詩標題明明是“送契丹使還”，是王安石完成送伴使的使命後所寫，但李壁在注中卻說“多有使北詩”，並引《朔記》“王安石使契丹”等語為證。這足以看出，李壁在注解中，並沒有嚴格地區分伴送使和遺留國信使。張文引此等注解，來說明王安石在送伴使之外另有一次遺留信使之行，似乎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