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晚時半許，暴戾的中國軍隊在奉天北麵的北大營以西，破壞滿鐵線，襲擊我守備兵，與我前來之一部守備隊發生衝突。據報告，奉天獨立守備第二大隊正向現場出動（奉第２０５號）。
接著又發出第二封電報，編造說：
北大營之中國軍隊炸毀滿鐵線，其兵力有三四個中隊，隨即逃入兵營。我虎石台中隊，十一時過後正在與北大營之五六百敵軍交戰，並占領其一角。但敵軍正在不斷增加機槍和野炮。我中隊正在進行苦戰。野田中尉身負重傷（奉第２０８號）。事變爆發後，關東軍除向軍部謊報軍情外，急忙大造輿論，謊稱“華兵爆破鐵路，引起中日兩軍大衝突”。９月１９日上午９時，便在沈陽城中張貼出早已準備好的石印大布告，詭稱。“華軍之破壞鐵路，攻擊守備隊”。９月２０日，日人主辦的《盛京時報》以顯赫的大字標題，報導“北大營兵炸毀南滿路，尋致南滿各地成戰場”。２０日，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當局協議結果認為：“本事件之真相，雖未判明，但日軍軍事行動，為自衛權之發動，必為國際法上當然容許之處置。”同日，東京各報紛紛就所謂“奉天事件”發表評論，認定“此次事件之發端，由於破壞滿鐵”，因而“日軍此次行動，係屬正當”。關東軍怕敗露破綻，便製造假現場，他們在現場放置了三具穿著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偽裝成被擊斃的爆炸鐵路“凶犯”。對此，事變當時中國方麵已明確指出，所謂中國士兵屍體，為日軍“槍殺十七日雇用之華丐十數人，衣以中國軍人服製，複用刺刀刺破軍衣，拍攝照片”。曾於９月１９日，到沈陽調查過事變的記者喬·畢·巴魯在戰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時，談到了柳條湖現場的情況：“我在本莊司令部會見了舊友上肥原。見到在司令部前廣場上堆積著鐵路被破壞了的部分物品，還把拍下來的照片給我們看。越過高粱地來到現場，隻見現場已經完全清掃完畢，換上了新路軌和兩根新的枕木；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離路軌約五十碼到一百碼的地方，用鐵板圍起來。他們的頭部衝著爆破地點的方向。同行中的一個夥伴，調查了一具屍體，他見到的是一個沒有血跡，被放置了相當長時間的屍體。”當時的奉天省日本郵政局長歧部與平在參觀了現場後也認為日本的這種作法大愚蠢了，人們一看就明白現場是偽造的，屍體是在人死後扔到現場的。台灣東北問題研究會編輯的《“九·一八”事變》一書中，在“九·一八事變之責任者”一節中有一段記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學博士）係前日本中央公論主筆，為日本名士，記者友人，曾於事變後，訪問於其東京私邸。即以事變真相，並曆陳證據，證明鐵路爆破確係日本守備隊之行為時，被答，此中內幕，確如貴談，然內田滿鐵總裁，已照實報告政府，同時外務省接各方外交官之報告，亦知事變為日軍計劃的行為也。
曆史見證
盡管日本關東軍如何製造柳條湖事件的假象，並向世界廣造輿論，但曆史不容篡改。日本戰犯們也不得不交待事實真相。曾在１９４０年任偽滿洲國總務長官的武部六藏，於１９４６年８月在伯力寫的筆供中供認：
昭和六年爆發了滿洲事變。事變爆發的契機，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營附近的鐵道而揭開序幕。炸毀鐵路雖然是基於關東軍的計劃而實行的，可是關東軍卻說是中國軍隊所破壞的。以此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領滿洲的行動（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是本莊大將（中將），參謀長三宅大佐，參謀板垣少佐（大佐），還有其他青年將校）。侵略滿洲是日本多年來的大陸政策的一環。結果是日本政府及軍部都支持了滿洲事變。
曾經親手炸死張作霖，並積極主張製造“滿洲事變”，建立一個受“日本控製的‘滿洲國’”關東軍高級幕僚河本大作，於１９５３年寫的筆供中說：
……熱中於軍國主義的少壯軍官們，對於滿蒙這一‘國防生命線’的被侵犯，忍無可忍，甚至有人認為如伺機侵略滿蒙，將其納入我國的勢力範圍，以樹國家的百年大計。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國內參謀本部第二部（處理情報事務）的少壯軍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橋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鷹次（大尉）、長勇（大尉）等人。在滿洲則有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為首，包括奉天特務機關長花穀正（少佐），以及所屬獨立守備隊的大部分青年軍官。而其中最有力者為板垣與石原二人，他們早已誌同道合。首先，為了做好準備，他們指責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劉隆（中將）對滿洲問題態度冷淡，鼓動東京中央軍部以本莊繁取而代之，然後一心等待時機的到來。由於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發生，導致日本國內輿論沸騰，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在此之前，位於奉天北郊鄰近北大營的柳條溝道口，多次由北大營的奉天軍士兵或堆石塊，或拔道釘，屢屢製造破壞南滿鐵路運行的事故。因此便選中了這一地點。於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裏）守備中隊破壞柳條溝的橋梁（鐵路），就如同奉天軍士兵幹的一樣。另外，還計劃利用中國人的密探炸毀太子河鐵橋，但被日本軍哨兵趕走，未能達到目的。結果，隻破壞了柳條溝的一座小橋。然而它卻成為“九·一八”的直接導火線，使事變發展擴大。
１９４６年，在日本東京舉行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參加訴訟的各大國的聯合公訴代表達西先生在對日本戰犯的起訴發言中說：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滿鐵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製造爆炸事件並把此事歸罪於中國人。損壞程度根本不那麼嚴重，甚至沒妨礙從長春向南開來的快車正點到達。
山雨欲來風滿樓——九一八事變前夜
日俄戰爭後，日本為了鞏固其在東北的既得利益和進一步獨霸東北，就在東北境內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侵略機構。其中主要的有關東廳、關東軍司令部、領事館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等，從各個方麵對我東北地區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侵略活動。
自20世紀20年代初至1927年初，日本國內連續發生金融危機，震撼了日本朝野。使日本的經濟受到了沉重的衝擊，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也日趨加劇。當時，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節節勝利，日趨高漲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浪潮，不僅直接打擊了日本在華的侵略勢力，而且也使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更加深化。為了轉嫁這種危機，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策劃新的“滿蒙政策”，陰謀發動對東北地區的武裝侵略。
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公然否定中國對東北的主權，聲稱等待時機，以得寸進尺的方法獨占東北，再進入內外蒙。這就是日本政府在東方會議上製定的《對華政策綱領》，實際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幹涉中國內政，欲以武力侵占東北的侵略政策。
為了給武裝入侵製造借口，《綱領》編織了日本與東三省“有著重大的利害關係”、保護“日僑生命財產”不受侵害、“要使該地維持和平與發展經濟”、作為接壤鄰邦的日本“不能不負有特殊責任”等一係列謊言，以掩蓋其妄圖武裝侵占的實質。
日本帝國主義在尋找武裝入侵東北的時機，同時為使這個時機早日到來，首先決定除掉張作霖。
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駐守沈陽。張作霖本來是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和扶植起家並稱霸東北的，但是隨著他地位的逐漸上升和勢力的增強擴大，對日本構成威脅，日奉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日本軍方認為，再依靠張作霖攫取東北已不現實，必須拋棄“同他生死與共的想法”，於是下決心除掉他。
1927年6月初，關東軍司令部在《關於對滿蒙政策的意見》中提出，要東三省宣布自治，在自治政權中設置日本行政、財政、軍事顧問。如張作霖不接受這些要求，即另以他人取代之，“必要時當準備使用武力”。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當上了海陸空大元帥，他感到自己身居高位，應“內孚民望”。因此對日本強加的種種侵略要求，或予拒絕，或借故推托。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決意除掉張作霖。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聯兵討伐張作霖，奉軍節節敗退時，張作霖決定從北京撤回關外。日軍得到這一消息後，派間諜偵察張作霖準備坐哪月哪日火車逃往關外，並搞清列車經過的地點及準確的時間，決定在沈陽車站西北皇姑屯，南滿兩鐵路交叉處的橋洞炸車，在此埋入*30麻袋。
1928年6月4日5時30分左右，當張作霖率同要官及武官隨從乘坐的專列經過皇姑屯附近時，轟然巨響，煙塵衝天，橋毀車翻，張作霖所乘的第八節車廂被甩出幾丈開外，張作霖身受重傷，當日死亡。
為什麼日軍要製造皇姑屯事件呢？隻是要炸死張作霖就完事了嗎？不！按照日軍預定的計劃，河本大作事先在沈陽大和飯店前集結了足有一個旅的兵力，事件發生後，再令參謀尾崎上尉緊急集會關東軍，同張作霖衛隊交戰，攪亂局勢，再以“維持治安”之名出兵占領沈陽乃至東北。但是由於日軍內部沒有協調好，陰謀未能得逞。田中內閣的海相岡田啟介後來在供詞中說：“如果那時能夠緊急集合的話，大概‘滿洲事變’（指後來的九一八事變）當時就會發生。”由此可見，這是“九一八”之前日本武裝侵占東北的一場預演。
日本炸死張作霖，欲武裝占領東北的陰謀沒有得逞，卻換來了張學良的東北易幟。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總攬東北軍大權，決心與國民黨聯合。日本人惱羞成怒，又大肆製造武裝入侵的輿論。
首先製造“滿蒙非中國領土”說。1929年12月，鬆岡洋佑在廣島市召開的太平洋調查會議上，恬不知恥地叫嚷：“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向滿洲投入了20億日元的戰費。這筆費用在10年之內，本利就可達60億日元，中國償還這筆錢了嗎？”“日本在滿洲還損失了10萬寶貴的生命，這是用金錢換不來的。”這就是鬆岡的強盜“邏輯”。
1931年9月6日，政友會頭目森恪拋出《緊迫的滿蒙對策》，不但重複了鬆岡的陳辭濫調，而且進一步聲嘶力竭地鼓吹道：“日本消耗了20億國費，並以10萬同胞之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國勢力從日本的生命線和滿洲人故鄉之滿洲裏驅逐出去，並以和平的開發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鎖政策，在滿洲各地進行經濟建設。”9月，他在名古屋演講中竟然宣稱日本對東北的侵略是為中國人民立了天大的“功勞”，並且直截了當地說：“滿蒙並非中國的領土……是滿族的領土。我們所說的中國，是指中國本土的十八個省。”妄圖把東北從中國的版圖上分離出去，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其次是“滿蒙生命線”說。日本人胡謅什麼，中國東北地區是日本的“利益線”，“滿洲為日中兩國國民共同生活的地區”，“中國為日本海外發展的第一線，每年移民一萬尚不為多”多奇談怪論，這就是日本到處散布的“滿洲生命線”說，其目的何在，是不言而喻的。
還有就是“武裝占領滿蒙”說。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為大造事變和戰爭輿論，拋出這樣的論點：“發原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各自發展，兩個文明現已形成隔著太平洋而互相對峙的局麵。對峙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從而，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使人類文化進入黃金時代。”瞧，他講的真“娓娓動聽”，還給侵略行徑戴上了文明的桂冠。
石原莞爾還進一步鼓舌道：“要對中國作戰，首先必須占領滿蒙。滿蒙到手後，日本的繁榮自然得以恢複，失業的有識之上亦可有救。如因占滿蒙而引起中日戰爭，則幹脆連中國本部的要害地區也歸我所有。”這是對日本政府“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政策的進一步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