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是行動的先導。日本帝國主義先製造一係列侵略中國的輿論，為緊跟其後的行動做好準備。爾後，緊鑼密鼓地進行武裝入侵的部署。
1931年，東北的中國軍隊約近25萬人，駐守沈陽的軍警即有2萬多人，而當時關東軍則僅有萬餘人，且分散在鐵路沿線的獨立守備隊就占去了6個大隊的兵力，機動能力也較差，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攻擊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不進行周密的策劃是不敢貿然行動的。
關東軍的幕僚們通過一番策劃，製訂出了“以寡製眾”的謀略，首先攻克沈陽城，然後向外輻射，占領整個東北。他們還商討了若發生事變時，要“閃電般地殲滅奉天附近的軍隊，推翻其政權”這一總的原則方案。
方案出籠後，日本帝國主義者製造種種事端，尋找發動事變的借口，這是他們慣用的伎倆。日本首先在吉林省挑起了“萬寶山事件”。事情的大體經過是這樣的：
1931年4月，吉林省長春縣“長農稻田公司”經理、漢奸惡棍郝永德，在萬寶山地區租地500坰，租期10年，租契明白規定必須經縣政府才能生效，而郝卻不經批準即擅自將地轉租給朝僑李升薰等人。李等為引水灌田，又私聚朝鮮人在伊通河截流築壩，開渠10餘公裏，無理占用中國農民耕地百餘坰，且大片良田有受水淹之險，中國農民派代表百餘人來交涉此事，日本駐長春領事館派警察60人攜帶機槍到此以保護現場為名橫加幹涉。
7月1日，萬寶山地區的中國農民眼見自己的土地將麵臨水淹之患，忍無可忍，遂集合500餘人填渠，並與李升薰一夥發生衝突。日本警察當即開槍擊傷中國農民，並抓走多人。2日，日方又增派警察40名，架設機槍督護李等繼續施工，有意製造民族矛盾。由於日本的挑唆，後來事態逐漸擴大，朝鮮各地掀起了血腥的反華浪潮。一周之內即有百餘華人被殘殺、160餘人受傷。
以延邊學生界為代表的各界人民，向國內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挑起事端、製造慘案的險惡用心，號召廣大民眾團結起來，“撲滅挑撥中朝民族感情的惡魔”。南京、上海等地群眾也舉行遊行示威，強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日本國內有人乘機鼓動向朝鮮和中國東北增派軍隊，並聲稱：為保衛日本的“生存權”，“必須不惜任何犧牲，毅然奮起”。這真是欲找借口，何患無詞。
在九一人事變前夕的沈陽，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了。日軍在此多次進行各種作戰演習。9月8日，日軍公然在沈陽大北邊門外駕機槍，作攻城演練，還在合堡大街進行巷戰訓練，而且在沈陽東站附近修建了3座炮台。
9月14日至17日，日軍天天在沈陽北大營一帶進行實戰演習，有一次甚至貼近了北大營圍牆。17日這一天，竟然有兩個日警闖入北大營將電線切斷；同日，沈陽的日本軍人們臂纏黑紗，齊集沈陽南站的“忠魂碑前”，大喊大叫，發誓要為“帝國在滿洲的權益而戰”。另外，關東軍還將秘密運到沈陽的2門24厘米口徑的攻城重炮裝置在守備隊的營區內。
九一八事變的前夜，日軍在調兵遣將，緊密部署。他們有計劃、有預謀策劃的事變，很快就要爆發了。（《中國抗日戰爭史叢書——九一八事變》米玉萍）
勿忘“九·一八”牢記民族恨
——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牡丹江及牡丹江人民抗日鬥爭概述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由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很快占領了東北三省全境。１９３２年２月，日寇鐵蹄踏進了牡丹江。
日本帝國主義侵占牡丹江後，出於獨占中國，並伺機進攻蘇聯的戰略企圖，一直把牡丹江地區作為戰略重點，調動關東軍精銳部隊，對以牡丹江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進行野蠻的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奴役和軍事“討伐”，對牡丹江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憲兵、特務、密探遍布各地，禁止集會結社，禁止講古論今，稍有不慎，即被冠以“思想犯”、“國事犯”等莫須有的罪名而遭逮捕、毒打、監禁、殺害。日本侵略者在牡丹江市區及各縣都設置了大量的看守所、“矯正院”、監獄、水牢。許多仁人誌士和無辜百姓在這些地方受盡折磨，甚至斷送性命。為了維持日偽的反動統治，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侵略者陸續製定了一係列的“法律”：《連坐法》、《思想矯正法》、《治安維持法》、《國防治安法》、《國防資源秘密保護法》、《治安警察法》、《時局特別法》等等。侵略者們根據這些“法律”隨便逮捕、刑訊、殺害中國人民，製造了“福民莊事件”、“梨樹溝慘案”、“龍爪慘案”、“廟溝慘案”等，這些都是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殺中國人民的典型罪證。
日本侵略者在用常規手段屠殺中國人民的同時，還研製、試驗化學和細菌武器。設在海林城東４華裏處福利屯的６４３支隊，設在林口古城鎮的關東軍第１６２細菌研究所，設在拉古的１４１支隊等，都是以７３１部隊為核心的生化武器部隊。這些滅絕人性的部隊，不僅用中國人做活體試驗，殘忍地殺害了許多中國人，而且隨意向中國村屯撒放帶菌的老鼠、跳蚤等，進行細菌戰效力實驗，使許多無辜百姓染病而亡。
日本侵略者出於永久霸占中國的目的，還推行反動的奴化宣傳教育政策，企圖同化中國人民，從精神上滅亡中華民族。日本侵略者嚴格控製新聞宣傳，把日語稱為“母語”，大肆宣揚武士道精神，宣傳“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等。在學校教育上，規定日語為“國語”，強化日語教育，在地理、曆史課本中偽造曆史淵源，篡改地理沿革，極力宣揚“滿洲獨立”，甚至在風俗習慣上也強製效仿日本人。
日本侵略者在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的同時，對牡丹江的豐富資源進行了全麵而瘋狂的掠奪，尤其以黃金、木材、煤炭、土地為甚。日本侵略者在牡丹江修築了許多鐵路，這些鐵路的主幹是向東與朝鮮鐵路接軌，形成通往日本的最近運輸線，牡丹江地區大量的木材、糧食、煤炭等通過這些鐵路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據資料記載：圖佳線貨物運輸量，１９３８年為３５３．４萬噸，１９４２年為１１８４．３萬噸，增加了近３倍；林虎線１９３８年為１０５．５萬噸，１９４２年為５３５．１萬噸，增加４倍；綏寧線１９３９年為２４．８萬噸，１９４２年為１３０．２萬噸，也增加了４倍多；興寧線１９４０年為１７．８萬噸，１９４２年為１３３．８萬噸，增加６倍多。僅這些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就足以說明，日本侵略者從牡丹江地區掠走了多少財富！
這些財富不僅支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而且也成為日本所謂“戰後經濟快速恢複”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日本的富裕和發達，是建立在被日本侵占的國家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掠奪而貧窮、落後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當今世界上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同的曆史軌跡。日本侵略者一踏入牡丹江，就遭到迎頭痛擊。以義勇軍為代表的自發抗日武裝，拉開了牡丹江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序幕。牡丹江的黨組織根據黨中央要求，積極組織、協調牡丹江地區的抗日鬥爭，並很快建立起黨獨立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牡丹江地區抗日鬥爭的中流砥柱，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在周保中、李延祿、李荊璞等著名抗日將領率領下，以英烈“八女”、陳翰章、於洪仁、李延平、柴世榮等為代表的優秀兒女們，用近乎是原始的武器，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以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英雄氣概，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１４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遊擊戰，為牡丹江從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躪下解放出來，進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民族興旺發展之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曆史的硝煙已經散盡，“九·一八”事變已過去了整整７０年。但天下並未太平。特別是日本國內的右翼勢力不僅不承認其侵略曆史，而且千方百計尋找一切機會和借口，擴充和發展其軍事實力，對中國人民的蔑視與仇恨溢於言表。
應當說，忘記日本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深重災難，就不配做炎黃子孫。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經過幾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得到極大的增強。因此，我們更有理由警告那些夢想重演侵略曆史的戰爭狂人，無論誰膽敢重蹈侵略中國的覆轍，都將比他的前人敗得更慘！（文／牡市委黨史研究室孫聯軍）
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
1931年春，張學良將軍自南京來平視事，因嫌北平官邸順承王府庭院深邃，建築陳舊，不甚舒適，故而下榻於西單太仆寺街新建胡同。
這所很考究的西式房子是財政部印鑄局局長沈能毅代找的。5月底，張學良因患重傷寒症入協和醫院診治。該院特為張騰出一所隔離病房專用，裝有外線專用電話，並由內科醫生霍爾負責專門治療。9月初，張學良病始痊愈。由於長時間發燒，張的頭發脫落大半，身體十分羸弱，故仍在協和醫院休養。
“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將領，攜夫人於鳳至及趙四小姐去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先生的《宇宙鋒》。觀劇中途，張聞侍衛副官長譚海來報事變，即起身返回醫院。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並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係，請示如何應變。據當時財政部冀察晉綏特派員荊有容目睹，張還曾親自與南京通話。張學良迅即召來顧問特納，令其立即通知歐美各國駐平新聞記者，夤夜舉行記者招待會。同時，張學良召集戢翼翹、於學忠、萬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舉行緊急會議，磋商對策，直至次日淩晨。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湯紀森：《張學良二三事》）
稍後，南京軍事委員會複電稱：“日軍此舉，不過是尋常挑畔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絕對不準抵抗。”（張高峰：《少帥與趙四小姐》）事實上，“九一八”當日，蔣介石正乘軍艦赴九江途中，他在南昌行營電張學良：切請采取不抵抗主義，勿使事態擴大，影響外交解決。（惠德安：《張學良將軍軼事》）
張學良迫於軍令，不戰而退，自然千夫所指，從此背上“不抵抗將軍”惡名。連“九一八”之夕觀劇，輿論也頗多責難，認為張身為陸海空副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在千鈞一發之非常時刻，竟有如此閑情逸致去看戲，真可說是“叔寶無心”。彼時，其壓力之大，就不難想見了。
其實，張學良對日立場十分堅決。事變前夕，張在接獲緊急情報後即據以致電蔣介石，並慨然請纓：為國為家，願意身臨前敵，雖戰死疆場，亦無所悔。（陶菊隱：《記者生活三十年》）蔣介石在8月16日明令訓誡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不顧。”（洪鈁：《“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銑電”，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濫觴。事變前一星期，蔣密電召張至石家莊車站會晤，再次重申不抵抗：“……我們力量不足，不能打。……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本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何柱國：《“九一八”沈陽事變前後》）凡此種種，公眾輿論當時顯然無從知曉，而馬君武的打油詩恰恰迎合了時勢，各界也就不假置疑，寧信其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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