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你不會這麼快出來呢。”
我自己也沒想到，一見到他，我衝口而出的竟然是這麼一句讓人尷尬的話。
何軍勉強地衝我笑了笑，坐下來，把事情的原委說了出來。
原來，我喝醉之後，何軍酒壯英雄膽，獨自去高強那裏，試圖替我將那些錄像帶搶回來，以補償對我的歉意。當他撬開高強工作室的窗戶，跳進室內以後，卻在書架的背後見到了倒臥在地上的高強——的屍體。何軍馬上通知了警察，卻沒料到警察將他也列入嫌疑人名單。
聽完何軍的話，我擺擺手說：“別說你，我在醉夢中都被拉起來，也是嫌疑人之一。一定是你說了什麼，讓警察懷疑我們。”
“我能說什麼？說實話唄。警察都是些疑心很重的人，沒那麼容易相信我們。不過我們確實不是凶手。至少我可以保證我自己。”他說完這句話，感到有些不妥，趕忙補充道，“你就更加不可能。你不會為了一千塊錢的東西殺人吧？”
“其實當我知道他偷換了錄像帶，真有殺了他的衝動，真的。”我見何軍迷惑地看著我，語氣一轉，說，“不過，現在不用我自己動手了。我是感到有些驚訝，但我不會同情他。要不是他，我現在早回上海了。”
沉默了片刻，我突然發問：“你和高強是朋友吧？”
何軍吃驚地看了我好半天，沒有說話。
我盯著他，接著說：“聽老板說昨晚他來過酒店找過你。”
何軍吃驚地喊道：“你說什麼？！”
我聳聳肩：“除非你也喝醉了。”
“我當然喝醉了！我都不知道有人進過我的房間！”何軍的臉上寫滿了無辜，看上去不像是撒謊的樣子。如果不是超級好演員，不可能表演得那麼完美。
“看來，你真的是喝醉了。”我歎了口氣。
“如果高強真的來過我的房間，他想幹什麼呢？我和他所謂的朋友……那也算不上是真正的朋友。隻是有時候他外地有朋友來，他又恰好還在山裏，我就代他招呼一兩天而已。”他突然站起來衝出房間，同時說了句，“我看看丟什麼了沒有。”
我看著何軍的背影，突然感到有些陌生。其實我與他就是一麵之緣，去年五月，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我在數個拉客的司機中選中了他。他開著車帶我在神農架遊玩，那次我們一共相處了兩天。幾個月後，他突然打電話問我對在深山裏撿到的錄像帶感不感興趣。
如今想來，這一切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情串聯起來以後，似乎隱藏著某些耐人尋味的關係。他說是去高強那裏替我拿回那些錄像帶，難道他就不是為了他自己？他意識到那些錄像帶有著特殊價值後，企圖闖進高強的工作室，將那些錄像帶據為己有，這也是完全說得通的！更有甚者，可能他闖進去時與高強相遇，爭執中將其殺害……可是轉念一想，這些我想到的，警察一定都想到了，放他出來，對他還是信任的吧。
很快，何軍又回來了。他皺著眉頭說：“車鑰匙呢？不在房間裏。奇怪了！我去找找看。”
他轉身要走，我叫住他：“我和你一起去吧。反正也睡不著。”
我們來到旅店外停車的地方，發現車門沒有鎖，鑰匙插在方向盤下麵的點火開關裏。何軍既驚喜又感到後怕，慶幸車子沒有被偷走，也沒有被人破壞的跡象。他打開後備箱，見工具箱和那些錄像帶都安靜地躺在原處。顯然是昨晚上忘記取走鑰匙了。
我對何軍說：“把那些錄像帶扔掉吧。”
何軍問我：“這些還都可以用吧？”
我點頭道：“我多的是。要不，就送這裏的電視台吧？不過這裏的電視台暫時應該也用不到HD這麼先進的設備。”
6
“你看到高強臉上的傷嗎？”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於是問何軍。
“怎麼沒看到！你也注意到了？”他知道我指的是高強臉上那個傷痕的圖形。
“當然。你覺得呢？以前見過類似的嗎？”
何軍撇撇嘴說：“哪裏去見？死人我這都是第一次見！這樣的謀殺以前隻在美國電影裏看到過。比如一個變態殺人狂之類的，在被害人的身上留下一些記號，有意考考警察的智商什麼的。不過就那麼一丁點兒傷，不至於要了高強的命吧？肯定還有嚴重的內傷，你說呢？還有，凶手為什麼把那些錄像帶都拽出來，扔得滿地都是？這太不正常了！”
頓了頓，他接著說：“你說，那個凶手是先殺人呢，還是先拽那些錄像帶呢？如果是殺人後，在屍體邊上才將那些錄像帶拽出來玩兒，這樣的人也太冷酷了吧？如果是殺人前幹的，現場沒有任何搏鬥的跡象，高強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卻沒有做出什麼反抗，那就隻有一種可能，就是他被強大的威脅鎮住了，根本就沒有任何反抗的念頭。否則，死到臨頭，是人都會做垂死掙紮的。”
我啞然。倒不是因為他說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說了，令我不得不反省自己作為一個專業編劇和電影創作人在創作上的無能。
回到房間，洗了一個熱水澡，我躺在柔軟的床上，胡思亂想了好一陣，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醒來時已經是下午了。梳洗完畢，我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屬於自己的帶子。那些散亂在高強工作室的錄像帶是屬於我的，盡管它們看上去已經毫無用處，但是我還是抱著一絲僥幸的心理，哪怕隻有一些支離破碎的影像也好。
警察答複我說，因為我有證據證明帶子確實是屬於我的，他們會考慮將帶子還給我，會盡快向上級請示。
我十分擔心警察所說的話隻是一種敷衍，是慣用的官場套話。歸還錄像帶的那一天也許遙遙無期。於是，我再次提出離開神農架的請求，並向他們出示我所有的證件和相關擔保人的資料，可還是被他們一口回絕了。
我很無奈，正要離開的時候，警察突然問我：“你說過高強將你的錄像帶調包了？”
我一愣，馬上答道：“對，而且很費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調包的錄像帶暫時拿給我們嗎？”
“完全不介意。我正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些東西。丟了可惜，留著又沒什麼用。我讓何軍給你們送過來吧，不用還給我。”
“在何軍那裏？”
“對，一直在他車的後備箱，動都沒動過。”
“謝謝，我也會跟何軍說的。謝謝你。”
走出派出所的時候，我像一頭困獸，感到巨大的憤怒，可又沒有具體發泄的對象。
這就是同一個強勢集團打交道的困難。雖然與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麵對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們個人意誌的辦事人員。如果在正常的人際交往中還可以以義氣行事解決一些事情的話，對待強勢集團的辦事人員，那就成了毫無意義的魯莽舉動。這就是常常讓人產生無名火的原因。那一整套貌似嚴謹的辦事程序，體現的是毫無人性的冷漠。
我意識到，我將在木魚鎮度過一段枯燥而令人精神不安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