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壇第一屆社長、第二屆社長先後仙逝後，詩社和文化部門都想推郝大樹為新的掌門人，但考慮他嘴的缺陷，仍猶豫不決。畢竟作為一個掌門人，是要在台麵上走動的，還會走出山村和社會和名流打交道。文化部門曾帶他走了幾家醫院，希望能通過手術治療他的嘴唇，但是因為他年歲已大，醫生說這樣的手術成功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這無疑對他來說還是一個打擊的。對這個社長，郝大樹並沒有孜孜以求，但是他也沒有排斥它，也許還是向往的。能當上這個社長也是對他詩歌成就的肯定。現在看來詩歌和嘴唇、社長和嘴唇還是有很大的關係，那就死了這個萌動的念頭吧！讓世俗的東西見鬼去吧！做個局外人吧！在山裏看老鷹飛、聞桃花香、寫鄉土詩，豈不悠哉，豈不樂哉！一個有缺陷的人何必在人前去走動丟醜呢？
郝大樹又一頭紮進孤獨裏去了。他除了和村裏的幾個詩人還有密切的往來外，和他人幾乎沒有了關係。也不大參加一些詩會了，即使他對詩會是多麼的渴望。如果是村裏幾個密友的詩會還是會去的，比如徐正端、李盛良、李國傑、徐宏章、向富昌。本來彼此都相看兩不厭，都有說不完的平平仄仄。誰打個招呼，要聚一聚，他怎能不來呢？他會掖上一疊厚厚的詩稿樂悠悠地奔來的。人，天然還是社會的動物，該合群的時候還是要合群的。不過，與什麼人往來這是可以選擇的，可以自己作主的。
2006年11月，78歲的郝大樹死了。這個消息對村民來說並不覺得驚詫，一個普通農民的死，是非常自然和平淡的事情，和屈原的死帶給村民的震撼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對村民來說，他們中間隻是又走了一個鄰居，而不是走了一個詩人，但是對屈原故裏的騷壇來說，卻是一棵大樹倒下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農民詩人告別了騷壇。
我沒有想到他去得這樣快，我的想法是：抽專門的時間去他家與他好好聊聊，談談詩歌，說點人生，為他拍攝一些照片，收藏一些資料，這是我一個文聯主席應該做的事情。我雖然很早就認識他，但是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不說話，是因為不願麵對他的醜陋。我覺得我是多麼的虛偽，是多麼的淺薄啊！內心也一直惴惴不安。一個農民，一個有缺陷的詩人，就可以這樣從心底裏輕視他嗎？
我想見他，也是我油然而起的思緒，一股無形的精神生命在感召我，我突然把他的形象當作了我的父親。他嘴上的缺陷好像就是我父親嘴上的缺陷了，不僅不讓我厭惡，倒感到親切了，或者說已忘記了他嘴上的毛病。我想起了莊子筆下駝背、雙腳圈曲、沒有嘴唇的闉跂支離無脤，雖然形軀醜陋，卻有極高的超人的道德修養，反而對芸芸眾生有著非凡的感召力。一個人形軀的存在，唯有精神才使其生命綻放異彩！因為醜陋，他在詩中點亮了自己的明燈，在孤寂中找到了思想。
沒有見到他，也是我懈怠了。隻有他的死，他精神的消逝，才讓我警覺、急迫，才讓我放下了一切事情、召喚我。我不能再怠慢他的死了。我要為他守靈。
我的心是虔誠的，當我風塵仆仆趕到這個詩人的靈堂前，幾位騷壇詩人和村裏人都驚愕了：我的身上沾滿了泥漿，已經沒了城裏人的麵目。天，下著雨，路上盡是泥濘，我請了個摩托車一路溜溜滑滑從樂平裏爬上來，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下這樣的決心趕到這裏來，要為他守靈。是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是歉疚？是敬仰？是用心靈來補償？
當夜，騷壇的詩友圍著靈柩為他招魂超度，唱詩班子聲音嘹亮，鑼鼓喧天，鞭炮繁響。鄉親們為他做了一場“唐祭”，做一場“唐祭”是對死者的最高禮遇、是一場隆重的祭奠。生前他活得窩窩囊囊，死後卻死得榮榮光光。我也守在他的靈柩旁，思想著這個逝去的詩人到了那邊，不知會過一種怎樣的生活。陰間的一切也許恰好相反，陽間風風光光的，到陰間未必好過。赤貧的郝大樹到陰間也許會過體麵的生活，大魚大肉的生活，無憂無慮的生活，醜陋的他一定也會變成一個美男子。